大不敬的年代——说唱艺术 成灌输政治意识工具（一）
编者按：晚清以降，近代中国历史充斥着无尽的苦难、悲痛和动荡。然而加拿大副教授雷勤风的新书《大不敬的年代》却以外国人的视角告诉我们，晚清、民国也可众声喧哗，以笑声来书写。
在中国面临各种焦虑之时，「笑」提供一种了解现代化中国家的不同叙述方式。
这是近现代中国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大不敬的年代。本书中提到的每一种笑，都以某种形式，在一连串将幽默从1930年代全盛时期带入尾声的事件当中存活了下来。1937年对日宣战、1945年继续的国共内战、1949年的共产党建国，都各自破坏了某些喜剧文化，并创造新的取而代之。就像《新笑史》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出版市场一再出现一样，「你听过这个笑话吗」和「说个笑话来听听」的历史，也同样一直在寻找新的笑料。
举例来说，女人在二十世纪早期常被用作仇视女性笑话的笑点。虽然这可以简单地用传统父权心态的遗迹来解释，但它同时也侧面反映了女人在中国社会的角色愈来愈显著。史学家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指出，由于抗日战争让男人离开家庭、使家庭崩解，因而给中国女人制造了机会。这同时也改写了现代中国滑稽写作的历史。萧红、杨绛、苏青和张爱玲开始写出脍炙人口、有趣的作品，同时「敲响中国女人在性别歧视环境下困境的一记警钟」，而不需要将女性描写成受害者。
杨绛以都市资产阶级为题，写了三部风俗喜剧，其中《游戏人间》继承了1890年代一部轻佻剧的主题。苏青1944年的小说《结婚十年》是一部半自传式的婚姻讽刺剧，它的人气引发了一部短篇的问世，名叫〈求婚十年〉，其作者正是徐卓呆。徐卓呆的延伸创作将苏青写进了他1928年〈女性的玩物〉的新版本，描述一位神秘的人气女作家引诱男性读者在公开场合出丑的故事。在这个恶性通货膨胀的新年代里，向彭茀契小姐求婚者有两千五百名（邱素文则只有一千二百三十四名），买两张票带彭女士去看戏要花二千元了。他们不是身上带花，而是带着这位碰不起的小姐的书《求婚十年》，原价二百五十元（二百五是上海俚语「笨蛋」之意），但今天忽然要卖一千元了。当年六十六岁的徐卓呆又玩起了老把戏，但这次欺骗让他的女主角成了百万富婆。
女人也会回应著名的男性作家。在1947年由张爱玲编剧的风俗喜剧电影《太太万岁》的第一幕中，少奶奶告诉老太太最近有一出袁雪芬主演的绍兴戏叫作《祥林嫂》。「《祥林嫂》？没听说过」，老太太如此答道。少奶奶回答：「听说是一出新戏，挺苦的！」「啊！」老太太兴奋地叫起来，「苦戏！越苦越好──我就爱看苦戏呢！」张爱玲此剧是为一群极欲娱乐的群众而写，也正因如此，她将鲁迅的道德寓言描绘成一种供资产阶级娱乐的产品。
据称在1939年，毛泽东曾叫人送一本《何典》到他位于延安的战时基地。虽然这共计二十本书最后应该是没有运到，但共产党后来还是大量运用鬼的概念来否定过去，并树立自己的正当性。共产党政府的国营制片厂1950年拍了电影《白毛女》，其故事改编自民间传说，将革命描写为人类对抗鬼怪的故事。它是一则寓言，讲的是国家的再生，并以一段标语作结：「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中国人在抗战时早已运用鬼这个称号来骂日本人，而现在又再度登上政治文宣的版面。最著名的就是文革时期指控的「牛鬼蛇神」。正如刘复创立「鸳鸯蝴蝶派」，最后却失去了引人发笑的特性，而成为整个类型流行文学不带褒贬的标签一样，后来这些「鬼」也变成了脱去讽刺与幽默意涵的一般性描述。
理论上，党是欢迎笑的。毛泽东发表于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系列战时的演讲预告了1949年之后的文化政策。在演讲中，他明确允许了两种笑：讽刺与歌颂。在这段演讲1953年出版的修订本中，毛泽东重申「讽刺是永远需要的」，并引用鲁迅作为例证。毛泽东宣称他只反对「讽刺的乱用」以及不符合目标的讽刺，不论是对付「敌人的」，「同盟者的」，还是「自己队伍的」。
毛泽东显然没有替「幽默」说话，但他的党国体制倒是颇买幽默家的帐，尤其是连不识字的人都能听懂的相声和说唱艺术。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的滑稽艺术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而使滑稽表演艺术很快地成为对草根阶级灌输政治意识的重要工具。但推动这个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大众幽默表现形式的运动，最多也只能说是成败参半而已。
语言学家莫大伟（David Moser）就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控制与审查「扼杀」了这种曾经前卫而直接的艺术形态。而根据民俗学者Marja Kaikkonen的说法，受国家支持但同时被强迫把段子净化的相声演员，在党的指导下，并没有创造出很多真正受人民欢迎的剧作。林培瑞将接受国家资助的少数相声演员比为鳄鱼鸟，这种鸟类清理鳄鱼的牙齿以取得食物，但却必须冒着鳄鱼大嘴突然关上的危险。
1951年，中国共产党将从美国归来的老舍誉为替革命服务的「人民艺术家」。在这个头衔的光环之下，老舍多次被要求定义何谓幽默、喜剧和讽刺，并解释它们在新艺术地景中的位置。（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