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检讨数治的背后

（图／新华社）

今年的新冠疫情集中展现了大陆「大数据治理」的超强能力。在行动支付、即时通讯、电商平台与实名个资高度捆绑的大陆，政府可以透过大数据迅速搜集民众移动轨迹、消费行为，进而高效确定密切接触者、可疑染疫人群，达到切断传染源的结果。

此次疫情是大陆近年来推行「数位治理」成效的一次检验。不到10年时间，大陆在物流、金融、消费等领域率先数位化，此后又将数位化遍及政府服务、公共行政，实现所谓「网路问政」。2018年大陆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设立「大数据局」，去年政治局集体学习区块链，今年更是在深圳、苏州试点发行「数位人民币」，这标志着「数治」已经和「法治」、「德治」一道成为大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部分。

然而，今年下半年大陆舆论爆出一连串涉及大数据的负面事件，让大陆官民同时反思「数治」的伦理问题。先是苏州等地政府借鉴「健康码」设立「文明码」，引起社会极大反弹后，官方迅速叫停并澄清公众疑虑。再是大陆自媒体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揭露了大陆外送平台透过大数据剥削压榨基层外送劳工的现状，同样引发各界共鸣。

此后，大陆对「数治」的检讨不断持续，并逐步走向「深水区」。例如杭州法院审理了号称「人脸识别第一案」，并做出有利于公民保障个资的判决。再如成都爆发本土感染后，曾赴多个酒吧的女阳性感染者个资曝光，四川省委书记、央视「新闻联播」都强调要保护个人隐私、严厉批判泄露者。此外，陆媒为不擅使用智慧型手机的老年人声援，要求政府和企业为传统出行、消费方式留出「绿色通道」。

面对各界对「数治」的疑虑，大陆官方很快调整和回应。如近日大陆正起草的《网路数据处理安全规范》要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束后60日内，政府须停止搜集调用或删除个人讯息。大陆国务院发布《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慧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后，央行立即跟进要求「不得排斥和歧视现金支付」。

官民同时就「数治」发出伦理之问，背后思维却未必相同。正如政治局会议提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被解读为针对大陆网路巨头，从官方角度来看，「数治」的权力如果掌握在民营乃至外资企业手中，必然存在对现有政治秩序的隐患；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民间对政府能否依法合理使用大数据同样存在忧虑，诸如「60天后删除」的官方自我约束能否换取公众信任？若「数治」权力难以在「法治」架构下运作，「数位利维坦」阴云恐怕很难消散。　（作者为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