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柏南克对联准会抗通膨能力恐太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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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美欧等西方国家物价飞涨，以联准会为首的主要央行先后转向紧缩，通膨走势与央行鹰派行动已成为全球市场首要风险，且无论是战争导致的供给面冲击、大规模财政政策或联准会政策的落后，均令人回忆起1970年代美国停滞性通膨的惨痛经验。但6月中旬前联准会主席柏南克（B. Bernanke）于《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现今联准会的独立性及对控制物价责任的态度与做法，与当初大不相同，遂研判停滞性通膨几无可能卷土重来。但真是如此吗？

确实，美国1970年代经历长达10余年的高通膨时期，两任联准会主席马丁（W. M. Martin）及伯恩斯（A. F. Burns）任内虽试图提高利率以纾缓通膨，但先后遭受詹森及尼克森总统以战争及大选等政治目的施压，要求保持低利率并避免使用打击经济成长的抗通膨手段，以致错失紧缩货币政策施行良机，或在施行后又因经济放缓而退缩，因而无法有效地阻断通膨趋势，每每复燃并愈演愈烈。同时，除了白宫与国会的外部干扰外，联准会的失误亦难辞其咎。面对供给面冲击造成的食品、能源价格高涨，与衍生的工资─物价上升螺旋，伯恩斯将之归咎为大公司和工会力量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膨，认为超出联准会可控制范围，以货币政策应对代价过高且无效，故支持白宫采取工资及物价管制措施。岂料，压抑一时的通膨在管制结束后强力弹升，突显伯恩斯的决策思维错误。

相较之下，现任联准会主席鲍尔在2018年至2019年中升息期间，便曾力抗时任总统川普以美股与经济下滑为由的干预、撤换主席的威胁，包含柏南克在内的多位前联准会主席也公开力挺央行应独立运作，不可屈服于政治压力。今年以来联准会多次升息虽引起市场焦虑，现任总统拜登仍表示尊重与不干预联准会决策的立场，显见当前联准会独立性已有提升，应可专注于当下经济数据进行判断与决策，行使稳定物价的职责。再者，去年美国物价开始上扬后，联准会也曾误判此为供应链中断造成的暂时性现象而轻忽其严重性，但随着通膨未见消退甚至持续飙高后，11月鲍尔即改口承认通膨有长期化之虞，不能一味等待供应面因素自然退去，联准会仍应主导货币政策减缓需求来稳定通膨，遂有了今年3月启动升息循环之举。

话虽如此，以当前通膨高涨和全面化的程度，联准会如何拿捏收紧货币政策的力道控制通膨，尽可能降低对经济的冲击仍非易事，且除了战争及疫情等外部变数，货币政策有效性更取决联准会公信力。因为若各界对联准会稳定物价的能力有信心，便可避免形成广泛的通膨预期，遏止通膨的自我实现；反之，则易触发工资─物价上升螺旋，拖累紧缩货币政策成效。

目前看来，6月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显示，消费者对未来5年通膨预期达3.1％，较一年前提升，与联准会预期在两年内使通膨回复至目标值2％左右显有落差。其次，不少人诟病此次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的源头为联准会自2010年起的近零利率超宽松货币政策，让过多资金流入市场将资产价格推高，如今为稳定通膨而提升利率，冲击资产价格，使投资人仰仗的联准会卖权（Fed Put）不再，市场不确定性与脆弱性将大幅升高，加上去年误判通膨情势，导致政策落后等情形，都损及联准会信誉。

更何况，想让通膨自当前高点消退不可能立竿见影。1979年伏克尔（P. A. Volcker）就任联准会主席后，短期内将政策利率一举拉高约10个百分点，仍花费近3年时间，才使通膨自14％高点降至3％以下，遑论这期间还先后经历了共约两年的深度经济衰退。而今通膨虽不如当年严峻，但近年大环境结构改变，如能源转型、人口结构变化、供应链重整及保护主义擡头等因素皆形成物价上行压力，疫情爆发与俄乌战争又使通膨加剧，提高联准会稳定物价难度，使通膨降温势必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过程中景气衰退及金融市场动荡亦难以避免。由此可知，柏南克对当前联准会对抗通膨的预期，恐怕过于乐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