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主计长说的对，贫富不均政府责任大

主计长朱泽民日前指出，所得分配不均，政府要加快采用各种财政及社福措施，来改善所得分配。图／本报资料照片

主计长朱泽民日前于立法院指出，所得分配不均，人民贫穷感愈来愈深，政府责任大，政府要加快采用各种财政及社福措施，来改善所得分配。这话说得非常对，因为当市场分配不均时，只有政府运用重分配政策，才能让社会趋于稳定。

在市场法则下，GDP有多少要分配给受雇者，有多少要分配给股东、有多少要做为企业的收益，悉数由市场决定，这是第一次分配。由GDP所得面的资料，即可看出分配的情况，根据国民所得统计，1990年代初期（1990～1995）GDP这个果实逾半数分配给受雇人员，这是经济成长果实全民共享的年代。不过，2000年以来受雇人员报酬占GDP比率每况愈下，2021年已降至43.0％的历年最低，这说明上班族已逐渐无法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这是总体资料，体现到个体就是薪资成长缓慢，人民的贫穷感加深。

依主计总处的资料，1982～2001年受雇人员报酬占GDP比率为49.3％，2012～2021年已降至44.6％，而分配到营业盈余的比重则由1982～1991年的30.7％，升至2012～2021年的34.2％，这个长期趋势说明我国的第一次所得分配日趋不均，这是市场法则之下，逐利经济所带来的分配，在分享GDP果实这件事上，员工已愈来愈不如股东。

那么，政府如何修正这第一次分配？长期而言，自应从教育着手，给予穷困的子弟更多的教育机会，以打破贫穷循环，惟短期而言，则应运用租税、社福政策来进行第二次分配，也就是一方面让有钱人多缴些税，另一方面给予穷人更多补助。其实，这也就是老子所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经此重分配，贫富不均自然就会改善一些。

自1990年以来，政府所进行的第二次分配有让贫富差距缩小吗？可以这么说，政府年年都在进行重分配，但由于第一次分配，也就是市场分配的所得不均持续升高，以致二次分配之后并未收歛。依据「家庭收支调查报告」，在家户面，五等分位所得差距由1991年4.97倍升至去年的6.15倍，而个人面也由2000年的5.3倍升至2022年的6.2倍，持续扩大之中。何以经过租税、社福的重分配，所得差距还继续升高，这说明政府的政策力道仍弱，也就是朱主计长所言，在这件事上政府责任大。对此，我们有以下三点建言：

第一、参考美、欧、日，找出第一次分配不均的原因：第一次分配虽然是由市场主导，然而制度的设计仍会影响分配的结果，台湾30多年来受雇人员报酬占GDP比率由50％降至43％，同期间美、日、德、法仍在50％以上，以2022年而言，德国此一比率为52.1％、法国52.4％、美国52.2％、日本2021年是52.6％。何以他们会有逾半的GDP果实分给受雇者，我们却办不到，这必须好好研究，第一次分配的不均若未加以改善，第二次分配就算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难期有成。

第二、检视租税、社福效果，调和第二次分配不均的制度：第二次分配是循赋税、社福政策，然而实施的结果，社福效果极大，租税效果极微，以去年为例，家户面原始五等分位所得差距是7.5倍，租税改善了0.15倍，社福改善了1.19倍，重分配之后的差距降至6.15倍。值得注意的是，社福效果是租税效果的八倍，由此可知，二次分配几乎全靠社福政策，2016～2023年社福预算已从4,600亿升至7,130亿，预算规模急速扩大，在税收超征财政宽裕的年代，尚无大碍，一旦国库空虚，问题就来了。二次分配若要可长可久，现行的社福与租税的力道必须调和一下才行。

第三、精进分配面统计，五等分位已经钝化：前世贸组织（WTO）秘书长拉米（Pascal Lamy）说：「今天更好的统计，将有助于明天更好的政策。」任何决策都需要更详实的数字，所得分配亦然，政府长期以来所研编的五等分位，其最高所得族群只是位居前20％的家庭，多数仍属中产家庭，而非金字塔顶端的高所得者，然近年的变化多在前10％、前5％、甚至前1％，以五等分位观察台湾所得分配，已然钝化，如此怎能协助政府订定更好的政策？此理甚明。

我们认为，朱主计长在立法院强调「政府责任大」的谈话，显示出一位阁员的担当，尤其书面报告详尽充实，统计资料罗列有序，没有回避任何问题，相当值得肯定，至盼主计长能在明年5月任期结束前，就所得分配政策、统计多方检视，再提因应方案，如此政府改善所得分配的政策，方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