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过分提高 助长物价飞涨

1963年，花莲港开放为国际港，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中）前往港区剪彩。（本报系资料照片）

我国人的保守机密性向极薄弱，尤其是宣泄于外间的并非全部的经过事实，而祇是片段的事实；于是上海劳工界便异口同声的认为我是刻薄劳工的罪人了。

况且从重庆时代决议征用国人在国外资产之日起，绕了几年的弯子，到了今日，仍感征收富人捐之困难，则何如再作一年左右的准备工作，就是先办财产登记，再行征收财产税。可是许多人都觉得向富人特征的一种捐税已届急不容缓的时期，未便再费许多时间，办理财产登记的手续；因此我的主张便被搁置了。

这真是一种笑话

后来我就任财政部长，鉴于过去的救济特捐办理困难，确想先从姓名使用及财产登记下手，再进而征收财产税。可是立法委员刘不同氏等已先在立法院提出征收财产税案，此在原则上我当然赞同，但在技术上不经过财产登记而遽定征收财产税，却有考虑之必要。当我一度列席立法院财政金融委员会，于答复各委员质询时，对于征收财产税一问题，便发表如上的意见，换句话说，就是原则赞同，但须先将征收技术妥为研究。其后该委员会迭嘱财政部派员列席备咨询时，我对于所派列席人员，亦嘱其以同一意见提出，并令协同研讨技术问题。总之，财产税之应予征收，任何人不得非议，惟技术问题，如未能合理解决，确难免不公或流弊，也是人所尽知，后来立院财政金融委员会决议仍采提名方式，与救济特捐办法相仿，我曾令财政部代表表示怀疑。以上所述，便是我对于本案的主张和态度。

但是上海工商界竟误会我对于刘不同氏的提案系主动者，而彼此间无异唱双簧。因此，他们认为我又对上海资产阶级施压迫，而所谓第三大罪便加在我身上了。这真是一种笑话。我在原则上主张应征财产税，那是不可掩的事实，而且我绝不否认。假使我有具体的办法，当然我可以财政部长的地位，透过行政院，而向立法院正式提出，又何必在幕后与刘氏合作，借刘氏的名义来提出呢？反之，刘氏对种种问题，向来有其独立的主张，又何致与政府当局勾结，代为负责提出呢？

以上所述，都是我任行政院副院长后，和上海资产阶级发生恶感的经过。但是一方面既开罪了资产阶级，他方面似可获得劳工界的好感了。这却又不然。事情是这样的，当三十六年二月政府颁布经济紧急措施令，将物价工资一律暂行冻结，行之数月，因物价无法抑平，工资指数之解冻自属不可避免之事。记得是年五月间，当张院长上台未久，上海工人纷纷提出生活指数解冻的要求，上海市政府于获得行政院对于原则上的同意后，即与其所辖的社会局拟具解冻方案，其中最关重要之点，就是恢复生活指数计薪后，工人底薪如何按级折扣计算的问题。

上海市政府所拟的方案，系对于底薪三十元以下者，按其底薪乘生活指数，不予折扣；其超过三十元之部分，每十元递减半折。闻此案事前已征得劳方同意，却未与资方协议。提行政院后，张院长指定政务委员数人从事研究，由我召集。我平素对于劳工的生活与福利，本极关心；但有一点意见和许多人不同，那就是不肯祇顾目前，必须放远眼光，顾及久远。

而且在通货膨胀物价不断高涨的时候，对于劳工或其他薪水阶级的待遇，不要祇看薪水数目的多少，当兼顾其购买力的大小，换句话说，不要因为薪资增加了，以致过分刺激物价，在未届薪资再调整的期间内得不偿失。因此，对于本案的审查，我一本向来负责的精神，在小组召开以前，准备了几个方案，一一列明数字，以资比较。

具体言之，就是按照当时的生活指数及今后可能进展的生活指数估计，除三十元以下的底薪不折扣我完全赞同外，对于上海市政府，拟每增十元递减半折之原案，认为有郑重考虑的必要，同时另拟两种折扣方式，一为每增十元递减一折，至二折为止；一为每增五元递减一折，仍至二折为止。再以底薪百元，按上述三种方案计算，则上海市政府原案折实为八十六元，就是八六折，依每增十元递减一折的方式，则折实为七十二元，就是七二折，而依每增五元递减一折的方式，则折实为五十八元，就是五八折。

我把以上三方案及其计算结果，一并提交小组研究。各委员认为既按生活指数，如不打折扣，则无异完全恢复战前的生活水准。今上海市政府所拟方案，百元底薪者仅打八六折，而实际上上海一般工人的底薪已超过战前一倍以上，是则表面上虽打八六折，实际上转较战前增加七成以上，虽战前劳工生活有待改善，但目前公务人员及其他薪水阶级所得均远较战前为低，工人独较战前增加七成以上，未免过高，超过上海市政府所拟方案，一致认为不可行。于是转而讨论我所拟之其他两方案，而对此却有两种意见；主张从宽者拟采每增十元递减一折的办法，而主张从严者则拟采每增五元递减一折的办法。经过很长久的讨论，结果决采从严的办法，其理由一则目前工资已在物价成本中占很重要的成分，如工资过高将影响一般物价；二则目前上海工人底薪平均超过战前一倍以上，按照从严的办法，百元底薪实得五八折，表面上虽折扣稍大，而由于底薪之加倍，折扣后实际所得仍超过战前约二成，以视公教人员及一般薪水阶级平均实得不及战前半数者，已甚优越；三则在若干种工业中，工资增加之数，不能于售价中取偿，将使资方无力维持其继续生产，结果将使许多工人失业。就我本人的主张，总觉得战后经济困难，各阶层均应同甘共苦，且为工人长久福利计，与其工资过高，窒息生产，无宁一时稍低，使生产可以发达，工人就业的机会更多；所以我不否认我是赞同后一种办法的。

至原来反对后一种办法者，权衡轻重，尤以工资解冻的动机系由于物价飞涨，此时如骤将工资过分提高，势必助长物价之飞涨；故讨论结果，几一致赞同从严的一种办法。此项决议随即提到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物价委员会，俾作最后决定。该委员会照章系由行政院院长兼全经会委员长张　氏主席，出席委员除关系部会长官外，还有京沪两市市长，那一次因事关上海特多，除上海市市长出席外，该市社会局局长亦列席。在上海市当局方面，为尊重工人的愿望，并因事前业与劳工界协议，故极力主张其所提原案；在我则以小组会议召集人的地位，不得不代表小组将采取决议的理由详为说明。经过了很长久的讨论，最后按照我国人的妥协性，遂决采折衷办法，即三十元以外每增十元递减一折旧办法。其间种种，本来是对于重要议案，讨论不厌求详应有的步骤，如在保守秘密的原则下，赞成和反对的内幕是不应宣泄于外间的；可是我国人的保守机密性向极薄弱，尤其宣泄于外间的并非全部的经过事实，而祇是片段的事实；于是上海劳工界便异口同声的认为我是刻薄劳工的罪人了。（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