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策站：李佳容》中央与地方互踢皮球，问题出在那里？
高雄市长韩国瑜为防范海军磐石舰队成防疫破口，要求开罚拒疫调官兵，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却指，这些官兵没有法定义务需要接受调查，更称他们并非法条定义之受罚对象。但海军最后同意筛检，结果检验出一名确诊官兵。韩国瑜再提普筛4000多名第一线医护人员，陈时中也持反对态度。因极可能拆穿目前疫情假相，绿营竞相反对韩国瑜提议，连苏贞昌也发声「应该以指挥中心为准」，压制普筛要求。
我国的防疫开始进入了中后期！截至5月18日，台湾已经连续11天没有新冠肺炎的确诊病患，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将逐步松绑之前为了防疫所订的管制措施。
●中央与地方认定不一致造成纾困之乱
在纾困方面，行政院早在5月初，宣布简化几项纾困方案的认定，希望地方政府能「快速拨款」。但事实上却发生地方政府与中央单位「认定」不一致的情况，导致纾困案申请者多、真正通过审查者少的现象。因此产生各界批评的「纾困之乱」。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长久以来因为权限划分不清而存在许多的模糊地带，如警察制度、教育系统，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凸显因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不清楚，而造成互踢皮球的老问题。
学理上，地方政府指的是「国家之下的区域政府」，各国的制度虽有不同之处，或偏向中央集权，或比较是地方分权，但基本上地方政府站在第一线职掌「地方事务」，负责地方民生、教育、社会福利、交通以及地方被赋与可以立法的各项公共服务事项。
但地方政府在直接提供民众公共服务及解决地方性问题时，却又常常需要「跨行政区」、「跨县市」、「跨层级」。例如，最常见到的与环境污染或投资有关的事务，除了必须寻求与其他地方政府合作外，常常最后还是需要中央的「批准」、「同意」或「背书」才能顺利推动。
●不同政党间难沟通
在台湾的政治现实是，若地方政府行政首长与中央执政党属于同党籍，透过协调，又找到适用的法规规范，通常就能顺利达成目标；但如果中央执政者和地方民选首长，彼此分属不同政党，必会存在不同的政治冲突或算计，地方政府常居于劣势，想推动什么，就会窒碍难行。
尽管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地方自治事项，大法官解释也指出自治核心事项，地方有自主权。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中央政府「集权」又「集钱」，地方治理研究的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其实相当「无能」，地方「自治」根本有名无实。
以2019年台北市双子星七铁共构的开方案为例。双子星开发因郝龙斌担任市长时发生弊案，因此延宕多年未能招标成功。终于在柯文哲担任市长的第二任期初始时完成招标，也通过了台北市政府的审查。但到了经济部投审会审查时，却以得标商「南海发展公司」有中资影响的疑虑，驳回该案。柯文哲得知消息后，立刻提出抗议，认为经济部是有意「卡」台北市政府的重大投资案。显然，地方政府的重大经济投资案，中央政府可以以「政治因素」，予以驳回，地方政府也只能徒呼负负，无可奈何！
再以高雄市长韩国瑜所要建设的「爱情摩天轮」为例。高雄市府指出，爱情摩天轮迟迟无法动工的原因就是「中央迟迟未签订协议书、不愿释放土地」，导致进度停滞不前。中央不愿意核准的理由是「台湾港务公司表示『没人投资』」。但高雄市经发局反驳，指出港务公司已提报相关开发计划书，却因交通部要求航港区补充开发计划，以评估是否符合「国财法」规定与开发回收效益，使得该案迄今卡关。
可见，地方政府的投资案，中央政府可以以「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要求，结果是可能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很难达到中央要求的标准，使得一个重大地方建设案，胎死腹中。
此外，中央政府这么做，还可以让地政府背负无能、无政绩的骂名。在一般民众不了解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复杂情形下，地方民选行改首长，很难挽回其政治声望，更容易流失支持，最终流失选票，无法连选连任。
再以防疫为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一声令下，禁止了八大行业营业。但在现今疫情趋缓下，中央却不愿意扛下宣布恢复八大行业营业的责任，反而推给地方政府，要地方来做决定。部份纾困方案，更发生这种中央推诿现象，行政院苏院长说，纾困案由中央核定、地方审核，但新北市送了数百件地方审查通过的案子，中央才批准的件数是个位数。于是地方只好在收件过程中趋向严格，这使地方政府第一线人员和申请民众之间发生冲突，民怨四起。
●中央与地方权责难分
上述问题，其实都是我国长年以来，中央与地方权限始终没有明确划分准则所导致的乱象。虽然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已有了《财政收支划分法》，但每年为了中央统筹分配税款，中央和地方还是必然要吵架，可见即使有明文规定中央与地方的财税收支划分，但再加上政治因素，中央和地方还是会有冲突。
何况，中央与地方尚没有明文的《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法》，中央和地方不吵架，才是奇怪。目前的《地方制度法》虽规范了当中央与地方在法规范有争议时，地方政府可以提出大法官释宪声请，但声请案却仍需行政院审核是否成案。很明显的，若中央有意「卡地方」，地方政府是相当「无能」的。
我国自2000年政党轮替，正式进入多元民主后，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冲突开始正式出现，也就是说，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垂直分配上，出现了「分裂政府」（divided government）的现象。
遗憾的是，过去20年来，这个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执政者想要解决此一问题。反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被中央当作一种「利器」来卡地方。
为今之计，还是要正视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问题，减少政治考量或政治意识形态，尽速订定《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法》。使中央与地方在推动公共服务时，有法可依，实现「多层次」公共治理（multi-level public governance）的真谛，中央与地方才能真正成为「伙伴关系」（partnersh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