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收入分配非人人平等 茅于轼:特权是中国严重问题

记者陈弘修台中报导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1899-1992)是二十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大师致力于追求经济自由、私有财产权创业家精神与政治民主的价值,他在生前亦曾三度造访过台湾。每年举办的海耶克年会今年选择在台中逢甲大学召开,值得注意的是,会中特别邀请了长年在中国大陆力倡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茅于轼来台发表演说。

1929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的茅于轼,今年已经85岁,在交通大学就学期间,曾念过工商管理、机械系,毕业后到东北的铁路局实习一年并学会了如何开火车,因为担任驾驶工作的关系,他开始经由数学来思考如何利用最少资源创造最大效益,而这段期间的经历与思考模式转换,也成为茅于轼日后逐渐往经济研究领域前进的一个重要阶段。

由于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茅于轼和妻子曾被批斗、强迫劳动,所以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当他于1985年后有机会陆续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后,便开始专注于自由经济市场的范畴。 1993年,茅于轼和几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建了由美国基金会私人资本资助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目前他也担任荣誉理事长职务

引人瞩目的是,茅于轼以敢言行事风格对中国大陆的多项政策与议题均有批评,例如反对建造航空母舰钓鱼台主权、批评毛泽东人民公敌、呼吁政府减少干预经济、支持调涨大学学费等,因此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圈中也被视为异议份子,在演讲时曾被群众抗议、被骂汉奸网路上攻讦他的网友亦大有人在。

茅于轼28日在演讲时特别提到,海耶克在二战结束前对世人警告,不要牺牲自由,走向计划经济之路。可是当时还是有三分之一的国家选择了计划经济,其中也包含中国,其代价是上亿人口的死亡和不计其数的财产损失

茅于轼认为,中国在邓小平实施经济改革后,改采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除了避免了激烈的体制改革带来的动荡,经济表现也十分出色,但是因中国称不上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政府其实还是掌握大部分的经济活动,因此他也特别提醒,当经济接近均衡时,政府主导的负面作用会越来越大。同时,他也指出,企业家的判断往往比政府更接近现实,但中国此时许多地方政府搞的开发区项目却变了鬼城,大量空置楼房找不到客户,还建了利用率很低的高速公路、大而无当的机场,对于中国这样接近于均衡的经济,再搞计划经济是会犯错误的。

茅于轼说,许多百姓被统治者训练奴隶,但是有主子的思想,还以为自己当了国家的主人,幸福得很。世界上的独裁者都想学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把百姓训练成死心塌地的奴隶,方法就是控制思想,打压言论自由,制造恐怖,不让有独立思想的人说话,甚至伪造历史,隐瞒真相,颠倒是非,所以一个政权如果想控制百姓的思想,很可能是一个对百姓有危险的政权。如果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机会,绝不会选一个限制自己自由的政权,绝不会同意把自己纳的税款养一批人来限制自己的自由。

茅于轼强调,个人自由与生俱来,社会成本为零,反对的人是因为特权者想通过侵犯他人自由而获得额外的权利,而特权也是中国目前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无所不在,大大地妨碍中国整体的进步。他强调,好的收入分配不是人人平等,而是差距不太大,更重要的是有充分的垂直流动性,低收入阶层的人有畅通的渠道进入中高收入,没有特权的阻碍,而这一点恰恰是当前中国所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