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与欲望　美国为何会出现川普与桑德斯？

▲今年美国大选里的两管「大砲」：川普(左)与桑德斯。(图／翻摄自网路）

国际中心／综合报导

新加坡《联合早报》2日刊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撰文、题为《亚洲为何没有川普或桑德斯》的文章。

文中说，川普与桑德斯在美国政坛崛起，让世界震惊。美国给世人的形象，一直是个政治可预测及稳定的国家。极端主义或边缘运动可能在其他国家出现，但美国政界一般都是中间派人士如杰布․布希(Jebb Bush) 或希拉蕊․柯林顿。让人惊讶的是，前者已经退出美国总统选举，后者的前景仍有变数。

到底是什么回事？这仅是一个短暂的政治现象？还是反映了美国政治的结构性转变？拿这个现象跟亚洲做比较，或者可以凸显一些影响政治走向的结构性课题。简单的说，悲观的政治氛围为边缘政客的生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极右派的法国「国民阵线」党魁玛琳․勒彭(Marine Le Pen)的崛起也是如此。

向来主导美国政治的乐观政治情绪已经转移到亚洲，其结果是亚洲明智的中间派人士纷纷在选举中胜出，例如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5月)、印尼总统佐科威(2014年7月)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2015年9月)。 为什么亚洲社会会转向中间政治，美国和欧洲部分地方却走向边缘呢？

简单的说，期待有更好未来的社会，选择把命运交给可以托付的人如莫迪、佐科威与李显龙；对未来感到恐惧的人，却把希望寄托在边缘人士身上。川普与桑德斯的崛起清楚显示：美国人对他们的政治体系失去了信心。理论上，美国人有一个由人民选出及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事实上，由人民选出来的政府是为特别利益团体、而非普罗大众服务。 美国政策被利益团体挟持的观点，在2008年至2009年金融海啸期间进一步强化。

美国银行家几乎摧毁了美国经济，但锒铛入狱的大银行家只有一人。当桑德斯表示：「联准会并不监管华尔街，而是被华尔街监管，这是让人遗憾的事实。我们必须让银行为经济生产和所有美国人服务，而不是一小撮富有的投机者」时，可以说清楚反映出美国人的愤怒。

桑德斯说：「如果国会没有办法管好华尔街，那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把大到不能倒的银行拆开，让它们再也不能摧毁美国人的工作、家庭和毕生储蓄。」 不平等及长期失业让情况雪上加霜。桑德斯说，美国顶尖0.1%富人拥有的财富，是底层90%人口拥有财富的总和。没有几个白人中等收入的家庭相信，自己的孩子会有比他们更美好的未来。结果，仍在高涨的普遍愤怒情绪引发了极端政治。

相较之下，一些亚洲社会(不是全部)对民粹主义敬而远之，采取了经济上必要、但不讨好的措施。莫迪果断的取消了缴税收入超过1万4600美元纳税人的燃油津贴。佐科威也同样废除燃油津贴，仅保留为柴油提供0.07美元的少量津贴。 李显龙诚然遵照其父李光耀的教诲，不实行国家财政预算无法承担的津贴。就连面对政治困境的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也推行了让许多人怨声载道的消费税。

这些不讨人喜欢的政策无可避免的引起一些不满。但这些领导人都没有改弦易辙。他们坚持「正确」的措施，因为这可以确保更美好的未来。 许多亚洲领导人受到李光耀的启发。李光耀曾说：「我一直设法做得正确，但不是政治正确。」他相信应该让人民明白一些「硬道理」，而并非采取权宜之计。

在美国和欧洲目前被悲观情绪笼罩的政治环境，说实话的从政者会被选民惩罚。德国总梅克尔表示，除了人道主义原因，对高龄化的德国来说，叙利亚难民也是一种人口红利。然而，她却因此受到惩罚。更让人吃惊的是，向来明智的瑞士人发动公投修宪，把犯下谋杀罪或在10年内犯下两项轻罪(如超速驾驶)的外籍人士驱逐出境。把外籍人士描绘成害群之马的政治海报也出现了。

西方的民粹主义可以被消除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过，媒体别一面倒的负面报导，必须有正面报导的平衡。一般西方人相信，世界正脱离正确轨道。媒体也是如此报导。但客观来说，情况并没有这么糟。 长期来看，军事冲突呈现减少趋势。贫穷率也下降。中产阶级在世界各地出现，新兴市场也崛起。度过目前的衰退，明天会更好。简而言之，有了适当的领导人，西方国家也可以和其他国家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