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金庸谈起学界像论江湖

金庸来台与读者面对面交流。(本报系资料照片)

《「五四」一百周年(思想37)》。(联经出版提供)

编者按由11位作家执笔的《「五四」一百周年(思想37)》,其中「金庸的武侠世界内外」部分,让我们了解到金庸小说广泛借鉴了各种文学乃至戏剧与电影的长处,使武侠小说的艺术品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金庸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事方式和叙述语言,而且是吸收西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艺术经验实践者

我恍觉曾经听说「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原来只要是他感兴趣话题,讲起来也像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

我早在读书时代就熟读金庸小说。后来机缘巧合,我在母校的石景宜赠书室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浏览1966年到1996年的《明报月刊》,这是由金庸创办的学术文化杂志,主编胡菊人董桥潘耀明都是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这些年,闲来无聊时,金庸小说是我消磨时光的最佳读物,一读再读,总觉妙趣横生。算起来,我是一个「金迷」,可是,金庸晚年的一些作为,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禁心生当面求教的念想

学林趣事 兴味盎然

2008年12月4日,我应约来到香港北角明河社,但见门口挂着金庸手书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的办公室是一个宽敞的书房落地窗外,维利多亚港的无敌海景尽收眼底。我见过无数读书人的书房,以金庸的书房最为豪华。我忍不住随处看看书架上的藏书,其中一面书架是各种版本的金庸作品集,华文世界的繁简体版外,还有多种译文。

当天下午的采访过程中有几个细节印象深刻:金庸的书桌很特别,写字板是斜放的,金庸给我题字时,便在上面挥毫;采访中间,秘书送来热腾腾的叉烧包作为点心;公用洗手间在明河社之外,上洗手间时需带上公司专用的锁匙

采访意外地顺利。当天晚上,我刚回到旅馆,就接到金庸的太太粤语打来电话:「查生想跟你通电话。」随后我听到金庸先生的第一句话竟是:「李先生,吃过晚饭没有?」原来金庸觉得相谈甚欢,想跟我再谈一次。2008年12月9日,我再赴明河社,金庸随手从衣袋中取出一张浙江同乡会成立的邀请函让我看,表示当天晚上要赴宴,没有办法请我吃饭。又说他现在常常一起吃饭的朋友是有同乡之缘的倪匡陶杰,至于美食家蔡澜推荐的东西,他没有兴趣。

我们在采访中用普通话,闲谈则多用粤语。我发现金庸乡音未改,多次提起家乡:「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是我的表姐,当年我到杭州听她唱歌。」

我提起围棋,金庸谈兴甚浓。「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之说,他颇为欣赏。「以前我兴趣最高的时候,请陈祖德、罗建文两位先生到家里来住。在文化界,我们朋友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我三子,让余英时先生两子,我跟余先生还不及沈君山。牟宗三先生就比我们两个差一点,他的棋瘾很大,我请他星期天来下棋,他一定来的。余先生喜欢下围棋,他棋艺比我好一点。」金庸先生笑瞇瞇地说,「余先生的岳父陈雪屏围棋下得很好,好像你要娶我女儿,先下一盘棋看看。」我听了这种「小说家言」,不禁笑道:「我听余先生讲,他和太太陈淑平谈恋爱的时候,还不认识陈雪屏先生,是等到1971年结婚七年了才正式见到陈雪屏先生。」

金庸提起老朋友黄苗子、郁风黄永玉的旧事,感慨郁风过世了。对书画,他时有出人意表的品评,偶尔在家也提笔挥毫,又提起启功先生:「启功来香港见我,我写几个字请启功先生教教我,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绝不可以临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风格,一学碑帖,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了。不学碑,不学帖,你的字将来有希望。』我说:『启功先生,你这句话是鼓励我。』他说:『不是鼓励,你的字是有自己的风格。任何碑帖不可碰。』我说:『我碑帖没有学,但书法极糟。』」

金庸好奇心极重,不时主动问起我采访过的学者近况。一些学林趣事,他听得兴味盎然。我提起余英时先生的学生陆扬和金庸先生的老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相熟,两人见面时曾细说金庸在剑桥大学研究唐史之事。又提起余英时先生现在戒烟,金庸先生说:「抽烟抽惯的人,要戒很难。邓小平当年见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年纪大了,人家劝我戒烟,我不能戒,戒了反而身体不好。』」

畅谈两个下午,我恍觉曾经听说「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原来只要是他感兴趣的话题,讲起来也像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我们的话题焦点始终不是武侠人物,而是学界中人,南下香港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远渡重洋杨联升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一一道来,如同江湖一样好玩。

不吃蔡澜推荐美食

江湖上传说「香江四大才子」是金庸、倪匡、蔡澜、黄霑。这四位,我都见过。记忆里,第一个见的是黄霑,并不是谈他的歌词,而是谈他参演一部舞台剧。难忘黄霑带着朗朗笑声和不遮拦的粗口,想约他另找时间做长篇专访,没想到不久他就去世了。其他三位我倒是都长谈过。

当我跟金庸提起「香江四大才子」之说,金庸即刻说:「这个讲法靠不住,不对的。倪匡本来在美国的。倪匡最滑稽了,讲笑话。从前写书的时候,我常常和蔡澜在一起,我跟蔡澜讲:你讲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他是新加坡人,喜欢的东西我全部不喜欢,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没有关系,你推荐的东西我就不吃。倪匡和陶杰跟我比较投机,陶杰的妈妈是我们杭州人,他父亲做过《大公报》副总编辑。」

在「香江四大才子」之后,陶杰有「香港第一才子」之称。我和陶杰第一次见面是在晚上十二点以后,我问他:「香港谁的文章写得最好?」他说:「金庸。」我又问:「金庸之后谁的文章写得好?」他说:「董桥。」金庸听了我的转述,微微一笑:「陶杰妈妈跟我同乡,他爸爸跟我同事,倪匡跟我同乡,吃的东西差不多。董桥年纪大了,兴趣在古董字画上面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