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张学良供词 认罪不认错
周恩来。（新华社资料照片）
我始终是信佩委员长的，而看见他的日记和文电，更加钦佩；但对亲日者，更加认识。现在的要求，是极端的抗日贯彻。至于我个人的生死毁誉，早已置之度外。──我对于我们之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关于释蒋的条件及红军组织人数问题；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蒋如下令停战撤兵，允许回南京后实行我们提出的六项条件，是否可放蒋回京，我（周）认为是可以的。张、杨都急望此事速成。
共党忽提七条件
蒋问红军人数，我拟答西北二十万，按国军待遇，每月需一百八十万元，并扩充人，其他各处另计。红军组织系统及领导独立不变，但番号可改。真是「满天要价，就地还钱」。
24日，上午，共党忽提七条件，并言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蒋先生在西安。蒋曰：「是何与昨夜所谈者相反也，此必张学良故使共党作黑面，彼乃卖情讨好，以为将来谅解之地也。」乃嘱宋子文退回条件。宋出告知张学良，张出而调解。未几，宋入见，谓：「已痛斥之矣，共党不再言条件。惟要求见蒋夫人时，顺见蒋先生一面。」蒋乃允之。晚十时许，周恩来见蒋夫人，夫人导入，蒋与之握手相见曰：「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周乃辞出」。
惟据周恩来记：晚，见蒋介石。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并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判。
据周恩来是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说「蒋答复张」：
（一）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定离开西北。
（二）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
（三）回南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
（四）联红容共，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五）开国民大会。
以上各事，据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之电，说是「蒋答复张的」，但非蒋答复周或宋答复周的。然据蒋记；宋子文「已痛斥之矣，共党不再言条件。」两者之说不同，尚有待于商榷也。
张学良陪蒋回南京
24日，下午，张学良告诉东北军将领陪蒋介石回南京的原因：「这次事变，对他（蒋）是个很大的打击，今后还要拥护他作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说话，好做事。──。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
25日，宋子文要蒋介石、宋美龄今日即走，张学良同意，并愿亲自伴送。周恩来与博古（秦邦宪）认为，蒋在走前，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张今天和蒋随去。但张未告知周、博，即亲送蒋、宋、宋飞回洛阳。
显然，此时张学良不顾周恩来及博古的不同意，迳自决定伴蒋回京矣。蒋回到南京后，向中央一再呈请辞职，中央一致决议慰留。形式而已。而张学良随蒋到南京后，26日，向蒋函呈「认罪」。全文如下：
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记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布，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肃敬叩均安。
31日，军事委员会任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张学良的供词，颇有「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气概，认罪而不认错。节录一段供词如下：
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领受。我写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原先我们也想不是这样作（指西安事变），因为事情急迫，无法作出来的。前次我们本想以全体人员，去向委员长要求。不料一二九学生运动，由警察开枪，以致如此。我始终是信佩委员长的，而看见他的日记和文电，更加钦佩；但对亲日者，更加认识。现在的要求，是极端的抗日贯彻。至于我个人的生死毁誉，早已置之度外。──我对于我们之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张之供词，显为片面之词，衡诸史实，殊有差异也。然其判刑后，虽被特赦，仍「严加管束」。据王世杰记：
张学良因西安叛变事，于12月30日在京受军法会审，政府原拟判决后仍令其返陜处理军务，但张于判决后向审判官公然宣言仍将「革南京政府之命」，惟对蒋委员长表示信仰。
因之国府1月4日（1937）虽决定特赦，仍附「严加管束」之文。张以是暂被羁留南京。盖张素以为政府中某一部份为亲日也。
张学良为要求抗日而发动西安事变，蒋则认为：「该军（东北军）昔日回避抗日，表示愿意剿匪，今番号召抗日而不愿剿匪，均只是回避作战，保全自己地位。」其对剿共之影响，蒋曰：「在十二月十二日陜变前，中央对于红军已大致洽定收编办法，陜变起，转使原定办法失败。」
西安事变，结束了国共六年内战，是安内工作更进一步的成功。国共和解，一致对外，中苏关系，亦渐改善，此为日本最大之畏忌。半年之后，抗战爆发，蒋委员长受到全国军民的拥护，领导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创下不朽之功，真正做到「多难兴邦」矣。（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