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疫情，一个剧情

（中新社）

隔着海峡分析疫情，就像隔着玻璃窗看诊，医生和病人都有着使不上力与无助的焦虑。

2002年末，SARS冠状病毒在中国广东悄悄出现，至隔年2月12日已在广东造成305人发病且有5人死亡。那时还不知道病原为何，而疫情讯息仅在中国境内流传。2月21日，一位受感染的广东医生带病出访香港，尔后病毒感染轰轰烈烈地发生在香港与新加坡等多国，世界卫生组织（WHO）最终在3月12日发布SARS的全球警报。

2019年底，另一个新型冠状病毒悄悄在武汉浮现。12月31日WHO接获中国通报，武汉有44位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人发生。中国在1月7日分离并鉴定了新型冠状病毒，并在1月12日公布基因序列，可用以研发诊断试剂。而自1月13至20日，相继有来自武汉的3位确诊病例入境泰国、日本及南韩之后，WHO在1月21日发布了第1份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报告。

回顾这两个疫情的初始事件可看出一个模式，中国的疫情即便有上百病例，都属中国境内悄悄发生的事件，而国际透明的疫情资讯，即便仅有3人，就可有效引起WHO的正式回应。其实，在2005年版的《国际卫生条例》，疫情通报至WHO的管道可不局限于各国政府。武汉的医事人员若有机会早早善加利用此管道直接联系WHO，除可善尽警惕国际社会的责任外，或许可免于在中国被冠上散布谣言之罪名。

针对此新型冠状病毒疫情，WHO相继在1月23及31日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最终提出「不建议采取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措施」的结论。讽刺的是，不理WHO的建议，各国纷取消进出中国的飞机航班。这是否意味着WHO已渐失去其对全球健康的专业影响力，非常值得省思。

自从1月24日武汉封城，且中国大大提升全国的防疫作为之后，中国境内的确诊病例数持续急速上升，应都是在武汉封城之前所感染的病例，而一部分也可能是反映检验速度的提升。因中国并未公布这些病例的发病日，所以对境内的即时疫情，全球包含WHO在内，都算被蒙在鼓里。

接着需要关注的是武汉以外的地区，是否有广泛的第二疫情，就是指未去过武汉的新病人。台湾努力收集入境病人接触者资料，对岸也需要即时提供病人发病时的流病资料，用以评估大陆各地无法追溯源头的社区感染是否发生，且幅度为何。这些资料都是未来数个月如何防疫的依据。

任何一个新兴感染症出现的初期，病人及其呈现的流行病学趋势都是传递疫病属性的讯息，我们需细心收集分析资料才能深入了解此疫病。累积这些知识，可作为后续如何持续控制疫情的依据。若没有把握时机尽速以科学方法来收集、分析观察这些病人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其接触者染病的风险，我们就对不起这上万已染病的人，也更枉费了这千万被隔离在武汉的人所付出的代价。

最后，我们要关注被隔离在武汉的数百名台湾人，中国不应拒绝让台湾派机前往武汉接人回台。华人二次大战后因两岸分隔造成多少亲人分散的伤痛，有必要因这波疫病的蔓延及政治运作而再次重演吗？（作者为中央研究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