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元豪／憲法裁判的政治可預測性

宪法法庭。图／联合报系资料照片

廖元豪

宪法法庭经常会碰上有重大公共争议，甚至是政治党派冲突的案件。这时人民就会发现，国家重大政治争议，竟是由十五位非民选的大法官来决定。宪法法庭代替民意机关与选举程序，成为「权威性价值分配」的机制。政党与一般大众自然想要预测「大法官们怎么判」。那么，大法官们的宪法裁判，应该天威难测，还是众望所归地容易预测呢？

答案是：宪法裁判应该在法理上可预测，而非在政治上容易预测。

法理上可预测，显示大法官即使处理高度争议案件，依然是「法的仆人」而受社会信赖；政治上好预测，却让人民觉得大法官不过就是政治打手，或是看风向的投机者，鄙视之心油然而生。

法理上可预测，是在法学上或释宪先例有扎实的基础，使法界专家能判断宪法法庭的裁判。而政治可预测性，则指人们在预测宪法裁判时，不是依据严格的法学规则，而是从以下标准来猜想：一、任命大法官的政党、总统；二、大法官的政党色彩与政治倾向；三、当前的政治权力或风向。

在宪法裁判，法律与政治的确不容易完全区分。大法官们更要有智慧，尽可能说服社会大众与法学界，我们是基于「法理」而非纯「政治」来裁判的。民主国家中，重大的政治争议与公共价值，居然是由一小撮非民选法律人来裁决，凭什么？凭的就是大法官行使司法权，作法律上的专业判断，而不依循政治有权者的意志，更不是大法官自己的价值偏好。司法权是受法所拘束的权力，是「解释」宪法而非自行「创造」宪法规范。大法官不只要自认做到这一点，更要让绝大多数人民「相信」大法官「不是政治判断」，宪法裁判方有正当性。

尤其台湾处于新兴民主文化，法治信仰也不够扎实，社会大众更容易用政治结果来猜测、解读宪法裁判。大法官要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地处理重大政治争议案件。在威权时期，戒慎恐惧是为了不要触怒当今；现在，如履薄冰则是不要破坏薄弱的「大众司法信心」。

宪法文字很模糊，因此宪法裁判是否遵循、引用先例，就是「法律上可预测性」的重要指标。如果宪法完全没有规范，又没有先例，大法官或许就尽量让政治社会自行运作，不要大动干戈改变现状，以免被人认为大法官们拿着司法权来实现个人的理想。而释宪先例虽可变更，但变更先例应属例外中的例外，务必要有极具说服力的论证，方可为之。绝不能像政权轮替就大幅更动前朝政策那样，急着想「翻转」一切。宪法裁判如背离先例，却在法理上欠缺强力基础，同时更在政治上符合「任命者的利益」、「大法官的偏好」，以及「现今执政者倾向」，那简直是完美符合大众的「政治观点」—宪法法庭有明确政治倾向。若真如此，司法权定分止争的功能将荡然无存，因为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个裁决是「法律决定」。

美国有许多人怀念雷根时期任命的两位大法官—欧康纳与甘迺迪。因为这两位温和保守派大法官，总是践行中间路线、渐进主义，而且尊重先例，不惜打脸任命他们的共和党。他们让人相信大法官不是总统意志的延伸。堕胎、积极平权措施、同志权益等重大案件，于他们在位时都能作出社会大众尚可接受的判决。比起现在动辄推翻先例，实现共和党政纲的大法官们，他们才是司法的榜样。

期待中华民国的大法官们，也有同样的智慧与能力，维护司法公正形象，让宪法法庭在法律上可预测，而非政治上好猜测。（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