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论－我们可怜的酱缸思维与锁国心态

今年6月初，两岸服贸争议陡生，绿营排斥固不在话下，哪知反弹最激烈的，在出版界以郝明义为首，在艺文界则纸风车剧团、屏风表演班、牯岭街小剧场等期期以为不可，理由不外质疑台湾市场规模太小，投资剧场等文创不可能获利，如此大陆还有人出资，除非脑袋有问题，动机与目的不问自明。因此痛批：「大陆民间剧院，背后都有政府资金与管控机制。真来台湾，情况难以预测。若让陆资经营台湾剧院，那软体是否给了人？且大陆擅于控制文化，是否台湾的脑子也会被控制？」

自此，动机论、阴谋论甚嚣尘上，把个「卖台论」这顶大帽子猛往马英九头上扣。

然则众所周知李国修在世时，屏风曾数度赴大陆演出，不仅从未耳闻大陆官方打压，亦且深受上海、北京观众热烈欢迎。与之相较，在两岸文化交流上，我们这帮知识分子岂非抱持「只问台湾输出，不准大陆输入」的本位主义心态？

果然如此，倘以全球化的经济合作而言，则台湾文化界和艺文界，委实仍然存有「锁国」的怯懦和逃避思维─因害怕挑战而一味回避，恐阳光炙热而宁可躲在黑暗中，自我满足于酱缸内的阴凉。

可悲的是，这种文化认知上的酱缸心态，多年来普遍弥漫社会各角落，「恐共畏共」固其意识形态，以此衍生的歧视言行，实际出自台湾当代知识分子的毫无自信心，非但不深思本土的真实意义，更昧于全球文化潮流的一日千里。

以是即便面对两岸服贸这种非做不可，今天不做明日必然后悔的经济、文化议题，都会搞成为反对而反对的地步，在得失之间举步维艰，导致浪费许多宝贵时间与国家资源之外，更让台湾在日益蓬勃的软实力竞争中掉队。

举例言之，今年是智利小说家罗贝托‧波拉尼奥逝世10周年，欧美社会无不蔚为盛事。西班牙「巴塞隆那当代艺术中心」，甚至举办为期3个月的「波拉尼奥文献展」，推崇这位继马奎斯之后，拉美当代最伟大作家对世界文坛的贡献。但在台湾出版界和文化界，何尝听过过这位浪迹一生而孤寂写作，自叹「死后享盛名」的「智利曹雪芹」？

必须该自问，何以在台湾读不到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2666》、《地球上的最后夜晚》以及《护身符》等繁体字译本？事实是，台湾掉队掉得很严重。反观这一庞大翻译工程，大陆4年前已陆续推动，每书推出即告轰动，鼓荡起沛然莫之能御的「波拉尼奥热」。

但这种针对国际当代文学大师而发的阅读运动，又不止于波拉尼奥。比如马奎斯，台湾兀自迷恋《百年孤寂》，勉强涉及《爱在瘟疫蔓延时》或者《迷宫中的将军》，仿佛这位大文豪一辈子只写了3部作品。实则他的《枯枝败叶》、《恶时辰》、《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我不是来演讲的》等诸书，此地绝不可能付梓，幸亏对岸南海出版社以逐一翻译全集，方使让中文读者有机会探触「爆炸文学大师」的魔幻技艺与襟怀。

务实而论，这仅是大陆拓展世界文化工程蓝图之一角，论其宏观视野又不以文学为限，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的名著《知识分子与社会》，在台北书店也不可能买得到，而英国物理学家约汉‧D‧巴罗的《宇宙之书：从托勒密、爱因斯坦到多重宇宙》，出版商一样兴趣缺缺。

由此说明当台湾各界一味耽溺于本土化，愚痴程度实不下于鸵鸟，活在原乡幻梦中，却让民众丧失现代不可或缺的国际观。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少见有学者，或敢于抗衡「政治正确逆流」的知识分子，出面痛斥这种美其名为「爱台湾」的酱缸文化，反映彼等甘受被驯化和体制化之丑陋面貌，恰好呼应大诗人波赫士在1974年回顾与反思阿根廷命运与处境时所作断言：「在纯属想像的本土文化寻找自己的传统，既不可能更非常荒谬。」

倘谓「知识即权力」，谁拥有知识之钥，谁就拥有竞争优势，则我们必须反思是否应该去除酱缸封盖，视《两岸服贸协议》为桥梁，在经济和文化上接轨全球，让社会摆脱窒息多年的「本土化紧箍咒」，畅吸一大口新鲜空气。（作者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