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群儒身影
（文接B6版）
抵台后的傅斯年仍兼任随迁的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但主要精力则投入台大的兴建改革之中。当时的台大校园学潮汹涌，一九四九年三月底，台湾省立师范大学与国立台湾大学学生联合闹将起来，引发当局的严重关切，认为台湾校园确实受到共党分子的统战与渗透，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命令警备副总司令彭孟缉率部缉拿主谋分子。四月六日，台北大批军警按预定计划闯入校园欲开杀戒，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进台大校园逮捕师生表示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傅对前往执行任务的彭孟缉道：「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彭孟缉禁于傅的气势，不敢造次，遂当场保证：「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杀。」未久，台大被捕的学生多数放回。
各种困局接踵而来，傅斯年的身体很快垮了下来。一九五○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傅斯年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发言完毕即将回归座位时，突然昏厥，第二天，台湾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宣布台大傅斯年校长于二十日夜「弃世」。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氏逝世一周年忌辰，举行安葬仪式。典礼由继任校长钱思亮主持，俞大彩（编按：傅斯年夫人）亲手将傅斯年的骨灰安置在台大「傅园」的大理石墓椁中。
李济于一九四八年年底，不顾他的学生与陶孟和等的劝阻，毅然决然地押着他视若生命的国之重宝渡过波浪滔天的台湾海峡，来到台湾这座岛屿。因地小人多，时局混乱，来台人员大多无处安身。李济率领押船的部分史语所人员，勉强在台大医学院教室中搭个简单的床铺暂住下来。
初到台湾的李济在朱家骅、傅斯年等人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与阻力，于一九四九年创办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并于秋季正式招生。李氏除继续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还兼任该系系主任之职，并聘请史语所同仁董作宾、芮逸夫、石璋如、凌纯声、高去寻等到该系任教。这是中国科学界，第一次在本土把训练职业考古学家列入大学计划，从而开创了大学教育体系设立考古专业的先河典范，为中国考古学继往开来作出划时代贡献。
尽管这一学科创办之初，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大众对这一「乌龟壳研究会」和「刨死人骨头」工作的陌生与偏见，招生很少，但总算为考古学的未来播下了种子。当时除一个叫乔健的学生自动转系来到考古人类学系外，首届毕业生仅有李亦园、唐美君二人。第二届学生共招收三人，分别是张光直、林明汉、任先民。以后学生渐多，有许倬云、宋文熏、尹建中、连照美等。这些学生走出台大后，随着岁月的淘洗磨炼，大多数成为蜚声中外的考古人类学家。其中李亦园、张光直、许倬云等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一九五四年，中国大陆根据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所作「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延续了几千年的正体字全部废止，以拉丁化拼音文字取代正体字的声浪遍及宇内。这年九月二十二日，李济致信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就读的张光直，说道：「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在那里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有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又说：「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做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这封切中时弊要害又情深意长的书信，鲜明地凸显出李济的心胸与思想情怀，并直接影响了张光直的思想和学术追求，使他在现代科学的道路上奋力前行，终成世界级考古人类学巨擘。
董作宾穷困不移其志
董作宾于一九四八年底携家随史语所迁台后，继续从事甲骨文研究并兼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傅斯年去逝，由董作宾接掌史语所所长一职。董氏上任后，仍像当年在李庄一样领导群贤做分内的研究工作，对岛内的政治争斗与海峡两岸发生的政治事件并无兴趣。按董的说法，个人的存在和力量非常渺小，如原清华教授浦薛凤尝谓的「太虚空里一游尘」，或谓沧海一粟，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还是埋头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实事为好。
有十个孩子的董作宾，生活境况尚非常的穷蹇糟糕。胡适出任中研院院长后，江冬秀由美到台，得知胡氏早餐只吃一点稀饭，一点南瓜，觉得吃得太苦，要另外加点主食和菜肴，被胡适阻止。胡谈到史语所同仁住在杨梅时代，有几家每月到了二十日之后，就用南瓜加盐煮稀饭过日子，一直熬到下个月发薪水，然后到了下个月二十左右还得靠南瓜加盐煮稀饭过下去。胡适所说「有几家」中的第一号人家，就是董作宾。
尽管靠南瓜加盐煮稀饭过日子，各项工作还是得琢磨着干起来。因而董作宾继傅斯年出任史语所所长不久，便拿出主要精力主持史语所在南港建造办公大楼和宿舍工程。一晃几年过去了，眼看一座座楼舍立起，而董家生活依然极其艰难，许多时候连吃饱肚子都不太容易。董作宾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兼课后，有几位要好的同事经常看到他每次下课回家，都从校内的小卖部买一包花生米边吃边走，且吃得很香甜的样子，就问他为何总是买花生米吃？董说讲完课后肚子就有点饿，吃几个花生米充饥，别的买不起，花生米便宜些。对方不解地问，为何不拿到家中再吃？董一边用手指捏着花生米往嘴里送，一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家食指浩繁，拿回去，这包花生米就不是我的了。」
许多年后，董作宾的儿子董敏证实了此事。对此，董敏补充说：「事实上当时的董家确实穷困得很，我爸爸有开夜车搞研究写文章的习惯，他的桌子下面有个小铁筒，里面装了一点饼干糕点什么的，晚上熬夜饿了的时候，就从铁筒里掏出一点点垫活垫活。开始孩子们不知道，等发现这个秘密后，就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给吃掉了，结果有一个晚上，我爸爸到半夜又从小铁筒里找东西吃，一看是空的了，很懊丧，起身在屋里转了几圈，长吁短叹。我妈妈熊海萍起床看到爸爸愁苦悲戚的样子，又看到那个空铁筒，心领神会，当场流下了热泪。」（本文摘选自《南渡北归》，岳南着，时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