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福隆／访谈追忆－王永庆先生
编按：本篇原为作者2008年所做的追忆记叙，2016年元月补上后记。我对王永庆先生的认识是片面的，和他的交往也是短暂的，然而，那段近乎笔友的情谊，却充满着深刻与奇特的经验。和1970年代的穷留学生一般，在通过留学考试与繁琐的出国手续后，我提着从台北西门町「中华商场」买来的皮箱赴美，一头栽入寂寞又辛苦的留学生生涯。第一次听到王永庆的名字是在1975年，此后也从未刻意深入了解王先生的身世与事业。自1996年开始写作后，我偶尔会把文章传真给王先生参考。很意外地，他在一年后邀我面谈，于是趁返台省亲之便欣然前往拜访。由于经验与事业落差太大，首次见面该谈什么很令我伤脑筋。当时台湾正逢县市长选举，于是借此评论「当下候选人似乎很少有人提出政见并进行辩论」。岂料王先生竟然直接了当地说：「发表政见要有程度内涵才说得出来。」使我立刻感到他以文人待我，而且让我没有说废话的余地。于是，我便选择科技与经济性的话题，从「养猪成本与全球经济的关联性」开谈。过去养猪可向四周邻居讨馊水饲养，如今则必须依赖饲料配方、精密计算成本与长肉量，以及考量成本开销与市场，否则可能会赔钱亏本。又因动物蛋白的来源与价格受国际因素影响，所以，养五只猪以上便会受鱼粉、血骨肉粉等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而与全球经济产生关联。王老前辈没有打断我的简述，反而自此之后轻松地和我天南地北闲聊。他对我经营一家小生物科技公司的方式提出意见，并且客气地说：「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但是一般这样才合理。」他也说：「那些住在海边的穷苦人并不是没有我们的能力，只是没有我们的机会。」当时我只觉得他很抬举我，尤其是当年我并没有把公司经营得很好，如今我才知道王先生阅人无数，见过许多聪明博学的笨瓜，他已建立起「外国人能我们也能」的信念，同时他也认为「终身学习的份量远过于学校学习」。两小时很快地过去了，临行前王先生还为我指派公务车以便在次日访问长庚医院的张昭雄先生以及检验科。此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王老前辈有很强的求知欲，而且很容易交谈；80出头的高龄竟然有如50多岁美国公司的执行长一般的活力，思路敏捷、虎虎生风，使人觉得他的成就是长年努力累积所成，绝非侥幸；他在70年前便能严谨自律，运用常识与逻辑一路走来，太厉害了，难怪可以逢凶化吉纵横天下。一年后我再度拜访，端上咖啡后王老前辈直接问我是否同意他最近关闭台旭纤维厂资遣员工的做法。
「当然！」我也直接了当地回答，同时说：「不然会拖累相关企业；而且，让原厂苟延残喘到头来大家更难过。」
他接着说：「那些陈情的员工都非常好，都很善良，我很感动。」
随后他又问我：「我是不是捐献太少？」
我说：「企业家根本不必捐献。」理由是：「企业家最大的贡献是创造就业机会。提供一万个就业机会就是养活一万个家庭，又间接养活许多商店、学校、机关、以及各类服务单位，等于养活了一个有水、有电、有交通、有教育、有文化、有治安的五万人以上小城市。因此，打拚第一，捐献的事可以等到不能创造就业机会时再做不迟。」
接下来，我举美国在近入二十世纪前后靠大企业家们将美国带进强国的事实为例，说明当时全美的财富集中在少数杰出睿智的企业家手中，由于他们一方面懂得照顾员工的重要性，因而避免了共产主义的滋生与严重社会问题的发生，另方面又懂得善用资本与发展工厂管理技巧而使得集中的财富资源发挥极大的经济效益。
换言之，要国家有跳跃式的进步必须集中财富与资源，然后交给能人去经营管理；如果所托非人则国家沉沦衰败。王老前辈静静地听我发表看法，接着他要我随兴发表意见。我在声明班门弄斧与恭敬不如从命之后，敍述一些我在大陆与美国的经验与心得。和德高望重的台湾老前辈们一般，他在倾听时会静闭双目如养神状，同意时则会摇动头部如吟诗状，非常认真肃目。王永庆先生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是有立场。他会对喜爱认同的人与事全力支持。对台湾，他有私心与溺爱；对大陆，他不分你们与我们，甚至认为大陆是我们的；对事业，他不以台湾或大陆为己限，全世界才是他的舞台。在85岁时，他还兴致勃勃地对一位创业者说：「我有护照和台胞证，随时都可以走，让我们一起去做pioneer的salesman (先锋拓销者)。」回忆过往，历历在目，我珍惜这段难得可贵的友情，也为这位活泼敬业、才气惊人的老前辈骤然逝去而喟然太息。
后记与王永庆先生面谈的叙述，有些部份值得稍微补充。例如，「该和王老前辈谈什么」是当时伤透脑筋的问题。我估计，老前辈每小时的生产力超过1000万元新台币，因此，如果我和他谈话的时效价值远低于此，那么访谈很快就会结束。思考许久仍不得其解，只好到时候看着办。当时心想，反正再忙的人也会谈谈家常，或闲聊一些轻松有趣的事。又例如，交谈中说到「做生意须先筹集资金，但是由谁来经营更为重要」，于是我举美国加州自1985年开办乐透彩券以来的实例。买彩券者大多数来自穷苦家庭，平均每家每年买600美元彩券，因此初期中大奖者大都为西裔工人。于是，资本是集中了，但是不能转化为企业，也不能产生就业机会，是资本集中但是结果失败的例子。相反的，在进入二十世纪前后，共产主义风行全球，可是由于美国财富集中在少数杰出睿智的大企业家手中，他们懂得资本家必须与劳动者分享利益才能长久共荣。于是，全球生产规模最大、劳动力最强的美国，不但使共产主义难以滋长，反而让资本主义得到尽情的发挥，使美国逐渐跃升为超级强国。这项结果是资本集中因而成功的例子。我有机缘见识到多位台湾的大企业家。相形之下，王老前辈最令我惊讶的不是他的产业与机智，而是他的谈论能力。不论任何议题，他都没有既定的成见或思想障碍，不需多做解释便能进入情况，几乎不费力气到近乎神奇的地步。经济衰退、金融风暴随时可能再起、青年就业尤其困难等，都是当前全球各国面临的大问题。台湾产业由于缺水、缺电、缺地、缺新产业、缺中央与地方一致的法令，以及在野党煽动反商仇富情节等，致使外资不来、企业转向海外、国营事业年投资额跌破2000亿元、各项投资骤减，台湾没有未来。另方面，目前劳保潜在债务8.77兆、军公教8.66兆、退休付给缺口7.57兆，政府潜在债务总共超过25兆。我们这一代正在吃垮下一代。难怪谢金河警告「台湾将成为下一个希腊」；马凯教授更进一步预告「台湾经济即将崩溃」。志在夺取执政权的在野政客藉经济困境煽动反商仇富火焰。他们鼓吹「富人凭什么赚那么多钱？他们的钱都是巧取豪夺来的，这世界要变好就得把他们的钱给分了」，一种共产党的方式。显然，我们没有听他们的理由。政府对产业施压或简单地调整政策不能产生长期可靠的就业机会，否则这个世界不会有贫穷落后的国家。企业家的天赋、努力与机会才是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的最大催化剂。企业家喜欢赚钱，全民上下支持他们努力赚钱是促进双赢的聪明办法。按理，我们应该很高兴看到成千上万个工商钜子，把饼做大扬威国际，而不是炮火朝内反商仇富。推动技职教育救台湾是有效的办法，但成效很慢。政府主导政策鼓励业者亦有胜算，但后效未知。总体看来，由政府出面召集财经专家（财经人才众多是台湾的强项）与企业家，共商出让企业家们发挥才华的舞台，应该不失为一项较为快速见效的良策。
●作者丘福隆，美国洛杉矶生物科技业者。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