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严碳定价政策在台湾　「红萝卜」跟「费率」待规划！

▲ 环境部今天正式公告碳费三子法，宣告台湾正式迈入碳定价时代。（图／记者许敏溶摄）

● Bryant／产业研究与市场策略分析员

随着全球气候变迁问题日益严峻，各国纷纷加大力度推动碳定价政策，台湾也在8月29日正式公布了「碳费收费办法」三项子法，正全力迎向全球净零经济潮流。台湾虽然是碳定价后进国家，但是后发优势让环境部得以参考各国防弊经验，可以说台湾碳费是全球最严格的碳定价制度之一。

台湾国发会设定的2030年台湾减量目标为24±1％，今年年初环境部将2030年减量目标上调到25～28％。尽管还追不上欧盟设定的55％减量目标，但目前世界各国减碳目标更接近鼓励性质，台湾却是初上路就设计困难的目标，并以《自主减量计划管理办法》 约束企业强制遵循环境部的时程。

除了有政策的强制力，台湾经济结构也与欧盟不同，由于台湾是世界前沿的制造大国，人均碳足迹向来名列前茅，台湾的减碳难度比起欧盟的减碳难度自然大上许多。因此对于台湾企业而言，碳费政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减碳政策看齐先进国家　台湾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压力

▲ 高额的碳费，可能对国内企业，尤其是高碳排放行业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与营运挑战。（图／取自pixabay）

台湾的碳费政策旨在快速推动国内企业的低碳转型，并对排放大户设下了明确的减碳目标与时间表。然而，高额的碳费和严格的监管措施，可能对国内企业，尤其是高碳排放行业，如钢铁、石化等，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与营运挑战。

这些传统产业在台湾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对台湾的出口贸易贡献颇多。只是，这些产业同时也是台湾碳排放的主要来源，2023年台湾碳排量有52.92％来自制造部门，其中前三大碳排放产业分别为石化业、电子业及钢铁业，约占制造部门六成五至七成的碳排放。

三大产业虽然规模庞大，却是国际公认的「贸易暴露」产业。在气候治理领域，贸易暴露产业可能会因为政策限制而流失竞争力、外国抢走商机继续排放大量温室气体，最终导致减碳政策失败，这种现象被称为「碳泄漏」。

欧盟避免产业发生碳泄漏的方式，是给予境内碳泄漏高风险产业100％免征，并且提供诸如竞争力基金等财源，为欧盟企业提供能源成本补贴与基础建设财政支援。欧盟为了进一步保护企业竞争力，还设置了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让非欧盟企业必须对欧盟支付碳费。

▲ 欧盟给予境内碳泄漏高风险产业100％免征，避免产业发生碳泄漏。（图／达志影像／美联社）

环境部的构想则非常有野心，自始就没有提供台湾企业100％免征额度，而是给予原订名「碳泄漏风险系数」，后来改称「排放量调整系数」的特殊参数，让台湾的碳泄漏高风险产业可以用 0.2、0.4、0.6 三个阶段，逐步提高碳费缴纳的额度，让企业有强烈动机减碳。从这一点看，台湾的制度严格程度是世界第一，相对而言企业的压力也是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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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国际经验　「红萝卜」配套不可或缺

从国际经验来看，碳定价政策在推动减碳方面确实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其效果往往依赖于政府是否同时提供了足够的支持性措施。这些支持措施，包括补贴、税收减免、技术研发资助等，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平稳过渡至低碳经济，还能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以欧盟为例，其碳排放交易系统（EU-ETS）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碳定价机制之一。然而，欧盟并未一味地通过高额碳费来压制企业的碳排放，而是在此基础上，对于高碳泄露风险的产业，给予了相应的免费碳配额。这种做法不仅避免了产业外移的风险，还确保了这些企业能够在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力。

▲ 欧盟的绿色新政，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用于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图／视觉中国CFP）

此外，欧盟还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企业投资低碳技术。例如，欧盟的绿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就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用于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这些措施为欧洲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减碳环境，使得它们能够在符合环保要求的同时，保持强大的竞争力。

同样的，台湾在推动碳定价政策时，也应该设计类似的「红萝卜」措施。这些措施应该针对不同产业的特点和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对于高碳泄露风险的行业，应考虑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

例如，氢能技术和碳捕集与封存（CCS）技术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两项重要低碳技术。台湾政府应该加大对这些技术的研发投入，并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开发应用。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台湾可以在全球低碳转型中占据有利位置，并在实现减碳目标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

▲ 氢能技术和碳捕集与封存技术，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两项重要低碳技术。（图／记者高兆麟摄）

适中费率务实减碳　打造低碳经济的「台湾模式」

环境部设计出碳费三子法之后，碳费政策距离正式开征，只剩一块核心的拼图：碳费费率。

要实现净零排放的长期目标，费率设计必须务实。只是费率并非环境部所能决定，在碳费母法《气候变迁因应法》中规范，碳费费率由碳费审议委员会决定，目前委员会召开了四次会议，讨论评估不同碳费率是否造成绿色通膨等经济冲击，以及考虑碳泄漏风险的调整机制，但尚未有明确的费率方案出炉。

如果对三大产业施加高额碳费，减量进度必然立竿见影，可是如果仅依赖严格的碳费制度，而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过高的碳费率将直接增加企业的营运成本，这些企业很可能难以负担。尤其是在经济结构高度依赖制造业的台湾，碳费成本压力不仅仅让企业有减碳动机，还可能导致产业外移。

▲ 台湾经济结构高度依赖制造业，碳费成本压力不仅仅让企业有减碳动机，还可能导致产业外移。（图／记者李毓康摄）

企业若将生产基地转移至碳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不仅会抵消台湾的减碳努力，还可能带来就业机会的流失和经济下滑的风险。

现在的转型政策不同以往，包含台湾在内，过去世界各国对待高污染产业都是驱之而后快，却造成产业空洞化、就业机会流失，国家发展停滞不前。欧盟因为乌克兰战争开打，被迫面对过往依赖俄国与中国的问题，现在亟欲推动「再工业化」，这是台湾绝对要避免的副作用。

这最后一块关键拼图，审议委员会应该要权衡轻重，设置一个适中的费率，使企业有足够的缓冲时间来调整和适应。通过鼓励技术创新和提供政策支持，逐步引导企业向低碳方向转型。这样的费率设计，既能达到减碳的目的，又能保障经济的稳定发展，实现环保与经济的双赢。

▲ 欧盟因为乌克兰战争开打，被迫面对过往依赖俄国与中国的问题，现在亟欲推动「再工业化」。（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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