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女孩活过今年」点阅大胜「偏乡医院倒闭」 专家揭开原因

文/ 史帝芬.马汀、约瑟夫.马克斯( Stephen Martin, Joseph Marks),译者/陈正芬

摘自/时报出版《凭什么相信你?:掌握8大影响特质,增强自身可信度,洞悉他人话语背后的真相》

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是一股强大的动力。这种自发的情绪反应,和书中描述的其他各种传讯效应一样,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形成,而且不光人类会这样,就连动物也是。老鼠会帮助笼内的老鼠脱困,而且经常是先帮助完后,才去吃研究人员刻意摆的巧克力脆片(老鼠爱吃的食物)。由于援助的老鼠选择先帮助别的老鼠后才去吃美味的点心,而且在受困的同伴被放出来后,也让牠们享用饼干,可见助人的动机显然是利他的。即使没有被明白要求帮忙,还是会伸出援手。在一项伦敦大学学院的莫莉克罗克特(Molly Crockett)等人的实验中,几组参加者被接上电击机器,然后被要求做出一系列选择,参加者可以选择多次遭受电击以多赚点钱,或者少接受几次电击但是少赚点钱。

不过这项实验有个诡计,虽然参加者总是拿得到钱,但电击有时是针对他们,有时是针对(匿名的)伙伴,换言之,让伙伴挨电击可以换来自己的好处,结果很少人这么做。如果拿了钱会让别人痛苦,大部分的参加者宁可少拿一点钱。同情和罪恶感是强大的动力,因此人经常会设法避免伤害陌生人,而这也是为何看似脆弱且身分地位不高的传讯者,依然有办法让大家听他的话。事实上,唤起大家关注弱者的需求会极具说服力,一份名为「不光是为我」的研究中发现,让医疗团队明白他们的行动对病弱者可能的影响,相较于使他们关注自身利益,更能说服他们遵守感染控制的措施。医院的给皂器上方有个牌子写着:「手部卫生预防感染疾病」,这几乎无法说服医疗人员在检查病人之前清洁双手,但是把关注导向病人「手部卫生能防止病人感染疾病」,结果诊间的肥皂和干洗手的使用量增加45%。

救世军(Salvation Army)的红水壶运动(Red Kettle Campaign),是美国极知名也是最大规模的街头募款活动,此活动说明用简单的话语激发个人责任感,能影响我们对柔弱传讯者的反应。在圣诞节前几个礼拜,神情快活的志工身穿鲜艳的大红围裙和圣诞老人帽,摇着铃铛路人捐款,把钱拿去购买食物、玩具和衣服给众多贫困的人。

三不五时会有路人捐献,但有趣的在于募得的金额,会因为志工单纯只是摇铃铛,还是用某种方式接近上街购物的人而有所不同。在购物者进出店家之际摇铃铛,平均每3分钟会招来一笔捐款,但如果多说一句「圣诞快乐,请捐款」,就会使捐款人数增加55%,总捐款金额增加69%。一句简单的提示,让路人处在进退两难的局面,证明无比有用。

人通常觉得自己应该帮助一位像「舞男」这种明显、可辨识的受害者,而不是一群抽象的团体。一群人没有名字,但一个人就是独立个体,于是我们不太容易同情一群受害者,却比较容易同情个人。苏维埃的独裁者史达林(Joseph Stalin)有句名言:「死一位俄罗斯士兵是悲剧,死一百万人是统计数字。」我们对新闻报导的反应,正说明这点。人类的苦难故事往往激不起太多火花,但聚焦在个人故事上就能引起较大反应,举例来说,西方媒体对沙乌地拉伯的报导往往非常严苛,特别是该国军方介入叶门,数千人在沙乌地的空袭中丧生;然而引起更大愤怒的,却是沙乌地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被谋杀一事,而且影响西方世界对这个国家的观感最深。卡舒吉的案子是典型「可辨识的受害者效应」,也就是震撼人心的单一悲剧事件,但如果没有清楚可辨识的核心人物,一般人对于涉及多位传讯者的事件,却是相对冷漠。我们可以主张,在这愈来愈分裂的世界中,鼓励大家对彼此有点同情心是有益社会的。但是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说,仰赖大家的同理心的问题在于,同理心不懂科学。人不太容易认同一个「统计学上」的受害者,或者就如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汤玛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在1968年所说:

「个人的生命和统计学上的生命是有区别的。」一位棕发的六岁女孩需要几千美元开刀,好让生命延续到圣诞节,为了救她,邮局被淹没在5分1毛的硬币中。另一方面,据可靠来源报导,没有销售税收的话,麻萨诸塞州的医院将逐渐老朽,结果导致可预防的死亡案例几乎难以觉察地提高了,这时没有多少人会掉一滴眼泪,或者伸手去拿支票本。许多时候很难、甚至不可能分辨谁比较弱势,因为这些人往往淹没在广大群众中。因此同理心驱使我们帮助在聚光灯下的柔弱传讯者,但他们未必是最穷困的人。事实上,对于可辨识受苦者的同理心,反而可能使我们做出不道德的决定,例如选择帮助某位正在受苦的特定孩子,而不是8位不知其姓名的受苦孩童,或者医疗专业人士由于和某特定病人有较密切的接触,可能会让那个人在等待治疗的名单上插队,提前到一群不知名但等待时间更久的病人之前。忽略众多统计学上的生命,比忽视一位特定受害者容易,因此有些人担心,国家领导人可能无法正确思考发动战争,会使人类付出多大的成本。

基于为数众多的人民是个抽象概念,因此美国总统会担心核武攻击可能让某位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受苦,但却可以心安理得对敌国发射相当于一座兵工厂的核武。已故的哈佛法学教授罗伯特费雪(Robert Fisher)针对这方面的担忧,建议以一种具争议性的方式,来改变发动核子攻击的通用协定。费雪提议,无论总统到哪里,必须要有一位年轻人随行在侧,姑且假设这位年轻人叫罗伯特,20岁,长得很高,有一头乌黑的鬈发。罗伯特负责拎一只公事包,里面放的不是启动核弹密码,而是一把大菜刀。核弹的启动密码在一个小小的胶囊中,植入罗伯特的胸膛,接近他心脏的位置。万一总统要下令发射核弹,他首先需要亲手从罗伯特的公事包拿出菜刀,在他胸膛砍一刀,取出里面装了核武密码的那个血淋淋胶囊。换言之,在领导者发动攻击杀死数十万不知名的受害者之前,必须先实实在在、掏心掏肺杀死一位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当提出这个想法的费雪联系五角大厦时,他表示受到不同程度的惊讶。其中一位高阶官员的反应是:「天哪,太恐怖了,必须杀人这件事会扭曲总统的决策,他可能永远不会按下按钮。」

★本文摘自时报出版《凭什么相信你?:掌握8大影响力特质,增强自身可信度,洞悉他人话语背后的真相》,作者 史帝芬.马汀、约瑟夫.马克斯( Stephen Martin, Joseph Marks)。

「传讯者的哪些特质对我们的影响最大?在我们决定该听谁的话、该相信谁的时候,哪些讯息是最重要的?我们能怎么做,才能更敏锐地察觉这些效应的潜在暗示?在这本具开创性的书中,行为学专家马汀和马克斯指出八大特质,说明一个人的外表或财务状况等看似不相干的小事,为何会影响我们对他们说的话的反应,无论话语内容是字字珠玑或者一派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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