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 打脸名家的出版社编辑，被绑上了“贼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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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黑色编舟记”连载第07期。
离开出版社以后，我还常与前同事一起聚会、聊天。大概是因为有着相同的工作经历，能体会他们的辛酸，渐渐的，我成了“树洞”。
2020年底，大毛又约我出去，看他神情憔悴，半边脸都因上火肿了起来，我就问他又被哪个作者“虐”了——大毛比我晚半年入职，工作能力不错，唯一的不足是心里存不住事，话多，经常在办公室里吐槽作者，弄得几个同事受不了换了办公室。
这次，大毛的鼻子“哼”了一声，说：“还不是那个‘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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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大毛研究生毕业后没有考上博士，所学的政治学专业也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就在家里待业半年。导师觉得他闲着不是个事，就发来一个老牌出版社的招聘信息。
2018年春，大毛正式来到出版社，主编见他第一面就说这儿缺编辑，“你先干几个月的校对，然后立刻上手。”
可第一个月还没结束，主编就火急火燎地问他准备好了没，有没有把握接稿子。后来大毛才知道，主编那么着急，是因为他自己闯了祸。
很早之前，主编就接了一个教授的书稿，资助费都收了，不知是忘了还是故意的，就一直拖着，书迟迟没有出版。后来，主编偶然听说这位教授手里有个大项目，未来少不了要跟出版社合作，他着急去讨好，才匆忙又把这堆书稿翻了出来。
教授姓郭，八十年代末考上了国内的名牌大学，之后一路读到了博士。他主要研究“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进入高校后很快评上了教授，之后又跳了好几个大学，一路高升，还在国企、地方政府挂过职。什么“会长”、“秘书长”、“主任”的头衔一大堆。
去年，郭教授来到北京的一所大学任教，还担任某研究中心主任，出了不少著作。主编觉得郭教授的研究方向跟大毛的专业有点搭边，就把书稿塞给了他。
稿子虽不厚，但蓬松得厉害，大概是积压太久的缘故，封面有些发黄，上面还沾染了几滴陈年污渍，散发出一股子霉味——可以看出，主编压根就没把它当一回事。
新人大毛第一次接稿子，很兴奋。只是他没高兴太久，就发现自己掉入了一个大坑。
开始工作之前，大毛特意向“圈内人”——自己的硕导打听了一下。可是硕导却不愿意多讲，只说郭教授“还可以”，最后来了句：“我的意思，你懂了吧？”
大毛一头雾水，但又不好多问，之后，他向主编索要作者的微信，谁知主编却面露难色：“这个人啊，比较忙，我都没他微信，只有他邮箱。我一般都是跟他的学生陈博士联系的，我把陈博士的微信和作者邮箱给你。”
大毛临出门时，主任又提醒了一句：“对了，以后称呼要注意，不要称‘郭教授’，他喜欢别人称呼他为‘郭主任’。还有，没事最好不要联系他们。”主编的声音突然小了一度，像是在自言自语，“联系了也没用”。
这下大毛更懵了，但还是按吩咐先加了陈博士的微信。第一次交流，大毛发现这位陈博士很慵懒，回答除了“好的”、“嗯”之外，一句话都不想多说似的。
大毛想打听一些郭主任的信息，谁知陈博士的回答很隐晦，只说以后接触多了，就明白了。就在两人不知道要说啥的时候，陈博士的口气缓和了点，“另外再嘱咐一句吧，以后跟稿子没关系的事少打听，让郭主任知道不太好。”
大毛意识到自己越了界，道谢后赶紧挂了电话，生怕再说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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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工作正式开始，大毛先仔细审阅了选题单，发现这是一本关于社会治理方面的书。介绍看起来很高大上，说是“要为社会发展提供指导意见”。此外，还有很多项目基金的背书，看着口碑十分过硬。
大毛读了前言，觉得言语平实，不难懂，只是有一点，里面列举的数据与案例绝大多数都是90年代的，2010年后的内容几乎没有。大毛顺手搜了一下，发现这些案例居然在其他书里出现过，而且作者都是郭主任。
大毛把那几本书都找了出来，随手翻翻，内容大同小异，只是书名略微不同。最早出版的那本是90年代初上市的，后来又分别以修订版、增补版的名义出了两次，而且每一本出版社都不同，像是在故意规避什么。
大毛负责的这本书，除了“致谢”外，内容同样没有太大的变化，只在原书名的基础上换了两个字而已。
“这不是重复出版吗？”大毛赶紧向主编汇报，没想到主编面无表情地拿出了一个大大的文件袋说：“上次忘了给你了，这是郭主任之前出过的书，拿给你参考。”
大毛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主编头也不转的盯着电脑：“这书之前出了那么多遍，说明问题不大，你只要把把文字关，其余的能不改的就不改，早点做完拉倒。”
大毛挫败地回到办公室，把这事告诉了同事，大家却见怪不怪，还跟他这个新人普及了一下“行业潜规则”——通常，作者出书会跟出版社签订版权期限，5到10年不等，期限满后，书的销量若是不好，合作就此打住。之后，作者可以拿着书稿换个出版社出版继续卖。
大毛觉得这样做没有意义，毕竟换出版社也提升不了销量，可同事却说，这些教授出书一般都是靠学校出资助费，如果他们只跟一家出版社合作，无论是二印、三印，还是只能算一个项目。可要是换家出版社，书名跟内容稍微改改，不用费太多心，就能算一个新项目，重拿资助，“何乐而不为呢？”
大毛还是觉得不对，如果高校教师都这么干，学校总会发现出版的是同一本书。他翻看那几本书上的作者简介，突然想到了什么，赶紧查郭主任的简历。果然，每本书的再版的日期正好对应他跳槽的时间。
一般而言，教授换了新学校后，都能拿到一笔学术资助费用来做项目或者出书。打一个“信息差”，用这笔钱“新瓶装旧酒”，而新学校好不容易挖来一个教授，根本不会在乎这几万块钱，审核也不严格，基本都会通过。
大毛心中凉了半截，觉得这也太敷衍了，可是同事们却说这是常规操作，习惯就好。他们还给郭主任这类作者起了一个名字：“大家”。因为他们的身份大，都是局长、会长、教授什么的，职务够唬人；口气大，说起话来特没谱，没边没沿，能扯；书写得格局大，动不动就是治国、理政、平天下；当然，错误也十分巨大，编辑非常容易踩坑。
大毛再重新看看文件袋里的那些书，郭主任的简历一个比一个写得长，他做的这本，作者简历已经占了一半，其中介绍职务的文字又占了一半——看来，郭主任就是这样一位“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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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以后，主编把大毛喊了过去，递给他一摞期刊，“上次你提的意见我想了想，如果还是出老书确实没啥意思，我跟郭主任讲了，让他补充一些新内容进来。这些期刊里打标签的文章你直接排进去，还有一些郭主任新写的内容要换进去，你看着统筹吧。”
大毛心想，郭主任真是一点功夫都不想费，净挑现成的。可稿子他已经审完了，现在又要增改那么多内容，那之前很多功夫都白费了。主编看出了大毛的情绪，安慰道：“做书嘛，都会遇到反复的情况，要早点适应。之前的你校了就校了，也算你的工作量，当编辑，心态一定要稳。”
大毛不情愿地接过期刊，准备先把里面的文章录入电脑。按理说，作者应该给出版社电子稿，但陈博士说时间太久，电子稿都没了。后来又说，当初就是手写稿，没有电子稿。
大毛看他们推三阻四的，只能自己想办法。虽然这事排版公司可以做，但要额外收费，主编是多一分钱也不想出，还说：“几万字而已，你自己打打，每天打一点，几天就搞定了，而且还可以一边打一边修改。”没有办法，大毛只能自掏腰包买识图软件，把文字扒下来。
因为有了之前的经验，接下来的校对很快，那些已经发过的文章除了上下篇章衔接过于生硬外，也挑不出其他毛病。关键是，新替换的文字稿，虽然只有几章，总共三四万字，但读起来很别扭，文字晦涩不说，里面的毛病一挑一大堆。
大毛以为这不是定稿，就把问题汇总发到了郭主任的邮箱，让他审核。没想到当天下午，他就接到了陈博士的电话，对方口气很不友好，说稿子没问题，“郭主任说是你在鸡蛋里挑骨头，如果没能力拿下就直说，我们好早点换人。”
主任知道后，也把大毛批评了一顿：“以后出现问题你先跟我说，我来跟郭主任沟通，或者你跟陈博士联系。不要直接联系郭主任。”
编辑联系作者有什么问题吗？大毛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他实话实说，发邮件的时候语气也很客气。但主编的解释是，郭主任比较在意“身份对等”，就是领导对接领导，办事员对接办事员。
大毛认识很多大学教授，没人有这种臭毛病。等他后来了解到，这是郭主任在机关养成的习惯，就更来气了。
这天，他在办公室熬了半宿，把文章中的毛病一个个挑出来，整理成文档，还把正确的内容标注好，然后发去了郭主任的邮箱，心里想着：大不了再挨顿批，也没什么可怕的。这时候，大毛刚进出版社不久，自诩自己可以被人说编辑能力不足，但是绝不能让人质疑自己的学术水平，“这是对我七年学习生涯的亵渎。”
没过几天，大毛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声音有些苍老，但底气很足，语调朝上，透露着傲慢。他说自己是郭主任，先夸了大毛一顿，说陈博士送错了稿子，要感谢他指出那么多的错误，还表示完全接受那些修改意见。
大毛有些惊讶，不管怎么看，郭主任都不像是一个轻易肯“认输”的人。事后他才知道，郭主任早就把电话打到主编那儿了，而且态度很不好。
这次，主编却没有站在郭主任那边，只是淡淡地说，出版社每季度都要进行稿件审核，可以抽审也可以送审，若真出了问题，捅出去就不好看了。“我们社的名气加上您的名头，在网络上发酵到什么程度也是难以预测的。”这话戳到了郭主任的痛点，这才愿意老老实实地配合编辑修改。
“这是我的电话，直接加这个微信就行。”寒暄一番后，郭主任又对大毛说：“我一般是不会加陌生人的微信的。”据陈博士讲，这是郭主任把大毛当成“自己人”的意思。
事后，主编提醒大毛，以后发邮件之前要给他过一眼，万一遇到脾气不好的作者，编辑这种“打脸”的行为可能适得其反，甚至会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咱们现在不比以前，改制成企业以后，是出版社求着作者出书。这些人的职位、学历高，你们这种小编辑、小硕士不好讲话的。”
之后，大毛尽量不去麻烦郭主任，对方也全力满足大毛的要求。成书出来后，郭主任亲手写了一封表扬信寄给主编，大家都觉得稀罕，“现在还有写表扬信的，又不是学生了。”
大毛得到了郭主任的信任，之后点名让他做自己的责编。于是，大毛又陆续接了郭主任的两本书，私下里，郭主任还送给大毛一些自己藏书，其中还附带着别人写给他的赠言。
把别人送自己的书再转手送人，大毛不知道这是有心还是无意。不过，那些书的出版日期都挺早，保养的却很好，一点折痕都没有，仿佛从来没有被翻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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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初，大毛正好到郭主任的学校附近办事，主编让他顺路去拜访。
那天郭主任恰好在开会，陈博士热情地接待了大毛。
郭主任办公室不小，内部装潢很气派，整体氛围偏严肃，办公桌上摆了一黑一红两部电话，文件夹摆得整整齐齐，并没有普通大学教授办公室的那种杂乱拥挤之感。陈博士略带炫耀地说：“这可是副厅级干部的标准，很多教授都是两人一间，郭主任可是一人一间。”
大毛再仔细看，办公室两边的墙各有不同，一边装了一排书架，上面总共没几本书，都是一些通俗读物、杂志和报纸，剩余的地方几乎全是奖杯、奖状；另一面墙上挂满了郭主任与各位领导的合影，每张照片下面都贴了说明，上写着：“某天某地与某位领导见面，探讨了什么。”
陈博士指着那一墙的照片说，郭主任每周都要把它们擦一遍，“这是以前在机关养成的作风，说清洁的环境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大毛正欣赏照片的时候，郭主任走了进来。笑着说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就喜欢记录下来。他把大毛往沙发上一让，自己二郎腿一翘，领导派头就更足了。
和其他常着休闲装的教授不同，郭主任着装十分考究。一件深色夹克衫，里面是鸡心领羊毛衫罩着红色领带。虽然发际线退得严重，还是梳着大背头，染得乌黑的头发与苍老的脸庞极不相称，大黑框眼镜不时往下掉，他时不时要用中指与拇指往上托一托，不苟言笑的样子，有点像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的高书记。
大毛还没开口谈正事，郭主任就自顾自地讲了自己的“历史”，在哪儿教过书、任过职等等。更多的时候，是讲他认识了哪些领导教授。交谈中，大毛提起几个老师，他立马就能接上，还讲了很多教授名人的八卦。
就这样，两人聊了一下午，郭主任居然连一口水都没喝。陈博士告诉大毛，郭主任以前在政府机关挂职时经常开会，他发现中途喝水容易打断思路，就练出了讲话不喝水的“绝技”。
第二天大毛跟主编汇报工作，才想起昨天一点正经事儿都没谈。主编倒也理解，问他是不是一直在听郭主任的光荣历史与人脉关系了，看样子，他也经历过。
主编认识郭主任是个巧合。一次，主编去党校参加培训，郭主任是主讲老师，通篇的官样文章，听得大家昏昏欲睡。过了两天，出版社搞业务培训，还是请郭主任来，谁知他一反常态，讲解社会发展与出版业的行业形势的时候，声情并茂、活泼生动，引得台下掌声连连。主编对郭主任产生了兴趣，主动接触，两人就此相识。
大毛感到很奇怪，郭主任讲课的状态怎么差别那么大。主编神秘一笑：“前面那个是任务，都是场面活动，好与不好都那样；后面那个是我们真金白银请来的，讲的不好，以后就没人请他了。”
主编像是回忆起了什么，望着窗外说：“郭主任这人啊，我就佩服他一点，能扯。这不是贬义，他知道在什么场合该讲什么话，不像一些教授不管在哪儿，只管自己讲得痛快，最后引火烧身。而且他深藏不露，虽然能扯，但都是点到为止，不会让人反感，不知不觉就能把你带入到那个故事里去。要是搞传销，他绝对是一把好手。”
大毛一想还真是，跟郭主任聊天的时候，一点枯燥的感觉都没有，还十分想听下去。这下，他越发觉得郭主任有意思了，但主编却告诫大毛，最好与郭主任保持距离，“咱们做书的，干好本职工作。郭主任这人有点太官了，不像真正的大学教授那么纯。”
据说，郭主任的人脉很广，尤其在政府机关里，认识的人不少。不止是主编，很多与郭主任接触过的人都感觉他不像学者，“政府里有种官员是‘学者型官员’，郭主任则是‘官员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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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端午节，陈博士受郭主任之托，顺路来出版社看大毛，还客气地带了粽子和咸鸭蛋。大毛请陈博士吃饭，表示感谢。
在之前的工作中，陈博士付出很多，在他和郭主任之间受了不少夹板气。那时候，大毛只觉得陈博士跟郭主任一样，身上的“机关习气”很重，但这次见面，他对陈博士有了新的认识。
陈博士跟大毛大吐苦水，说自己原来是大学辅导员，干过一些办公室的工作，因为想进步才读博。博导郭主任在众多学生中选择了他，原因很简单，他日常工作中有很多行政方面的事务需要有经验的人处理。
这样看来，陈博士跟郭主任的关系就不奇怪了。他们不像师生，也不像老板和员工，更像机关里的那种上下级。陈博士说：“我跟老郭读，也是为了将来能留校，或者他给我推荐一个机关单位也行，不然我也不想受那个气。”
读博的喜悦是一样的，读博的辛酸各有不同。大毛表示理解，但也不想继续听抱怨，就把话题逐渐转到了郭主任身上。他问陈博士，是怎么看自己的导师的？
陈博士抖了一下肩，撇撇嘴，做了个鬼脸，“以前郭主任也不这样，他读书那会儿也是很认真的，毕竟九十年代能读博士的都不是一般人。”
那个年代，整个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当时流行一句话：“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郭主任的老师、同学纷纷下海，只有他独守书桌。坚持做学问没问题，但养家糊口、买房子这些现实问题绕不过去，郭主任没办法，就在外面接讲座，去企业、单位里讲课挣钱。
时间久了，他开始到处跑人情，还常说：“人在（人）情场，身不由己。”
“老郭也是有不少创作的，他被政府机关邀请去写了不少调研报告，也可以理解为内参，外界很难看到罢了，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大学挖他。”听到“内参”，大毛来了兴趣，忙问这种项目的经费是不是很高。陈博士摆摆手，说看着多，其实一花就没了。而且郭主任很重视写调研报告这件事，扎扎实实搞调研，成本不低的。
“老郭一直倡导学以致用，说一些教授写的东西距离社会太远了，只有小圈子里的小部分人可以看懂，所以他要求自己的调研报告一定要扎实，不能只是表面文章。他希望发挥自己所长，为社会发展提供建议。”
大毛对陈博士的解释还是持有保留态度，毕竟他是“大家”的学生，利益相关。这些“内参”他也没见过，谁知道呢？不过，大毛还是希望是真的。
估计陈博士看出了大毛不相信，半个月后，他发来了郭主任写的调研报告。大毛读了一遍，虽然有一大堆数据与专有名词不大懂，但还是能感觉出行文严谨、数据扎实。大毛不禁想起了主编的话，“如果他不好好写，以后还有谁请他呢？”
6
2019年年底，又到了博士“申请季”，已经工作两年的大毛基本放弃了读博的想法，但仍有点不甘心。要知道，现在的博士都是申请考核制，说白了就是靠关系，如果跟导师熟，打好招呼，基本就没啥问题。可是想读博的人越来越多，队越排越长，大毛不抱太大的希望，于是准备随便投份简历，申请试试。
一天，郭主任突然在微信上问大毛，是不是要申请读博。大毛愣住了，不知道他是咋知道的，郭主任说，大毛给他寄稿子的时候不小心把申请书也一块寄过去了，他看了大毛的简历，觉得条件还不错，“怎么就申请一个普通的学校呢？”
接着，郭主任问大毛愿不愿意去X大。这是个985高校，大毛可是想都不敢想的，再说，里面的导师他一个也不认识。郭主任却说：“没事，那里面的教授我好多都认识，我来帮你联系。”随后，还帮大毛写了一个十分热情的推荐信。
大毛不知道该如何感谢，郭主任却说没啥，“一是感谢你之前帮我改稿子，更重要是惜才，你那么好的苗子不搞学问可惜了。”
就这样，大毛稀里糊涂地申请了X大，通过了初审，参加了面试。面试完没几天，他就接到了导师的电话，让他去见面。
一见面，导师就问大毛怎么认识郭主任的，他如实回答。导师说郭主任多次给自己打电话推荐大毛，甚至亲自拜访，“也是你运气好，原来我定的那个学生放弃了。老郭架子很大的，很少这么推荐人，想必你一定十分优秀。”
大毛由衷感谢郭主任圆了他博士梦，但又隐约有些担忧，欠下这么大的人情，以后工作起来可能就要束手束脚了。
这两年，出版社人员流失严重，主编得知大毛要读博的时候，就跟他商量兼职做编辑的事。其实，之前也有编辑因为读博离职，但主编连挽留的客气话都不说，他这样留大毛，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郭主任太难伺候，换个编辑还得适应，不如留下大毛。
看工资给的不多，大毛本想拒绝，但主编诱惑他：“你想啊，你可以借用咱们社这个大平台去认识很多教授，对你拓展人脉是有好处的。”大毛想想也对，就答应了。
9月份开学前，主编给了大毛一本期刊，说是他读博的学校出的一本论文集刊，以后就让他做。大毛打听了一下，这个期刊是哲学院自办的，每期找几个教授约稿，然后凑成一本书出版，因为内容质量堪忧，印出来发给学生都没人要，说白了就是套用出版资金，俗称“以书代刊”。
大毛犹豫了，想拒绝，主编却悠悠地说：“郭主任可是编委之一，第一份稿子就是他的，他也是点名让你接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大毛只有硬着头皮接了，但心里很困惑，郭主任是研究社会治理的，怎么去搞哲学了？而且，这篇文章写的还是深奥的宗教哲学。
大毛读了稿子，发现里面的内容一言难尽。虽然他不是学哲学的，但对宗教多少有些了解。郭主任的文章里错误一大堆，很多引用文献根本不查，缺字少句的情况也很严重。没有办法，大毛还是采用了老办法，直接给郭主任发邮件，指出错误，希望修改。他上午发完邮件，郭主任下午就回了，他先表扬了大毛一番，最后说：“本人对宗教不甚了解，所以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特授权你全权修改，修改后无须返回。”
这种口吻像是对属下报告的批复，主编也被逗乐了，让大毛自己看着办。大毛没办法，只有一点点核对原文，又读不少宗教哲学的论文，一番大改之后，终于完成。他把成文发给郭主任看，对方秒回二字：“同意。”
这篇文章发表后，评价还不错，郭主任就想把这文章投到一个核心期刊去，把大毛算成“合作者”。大毛拒绝了，一个门外汉写的东西难免会有漏洞，万一哪天被投诉了，不被拉下水都难。可是郭主任不死心，他把陈博士算成“合作者”，但投稿一直没被录用，大毛这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大毛问陈博士，郭主任为什么要写一些自己完全不懂的文章。陈博士说：“嗨，这种自办刊物，需要一些知名教授撑场面，但是给的稿费又不多，那些教授不能每期都写。郭主任跟期刊主编关系好，不好拒绝，就随便写写，挂挂名啦。”
“万一碰到一个不负责的编辑给出版了，不是有损郭主任的名声？”大毛还是不放心。
“这个期刊扔了都没人要，谁去看呢？”陈博士一脸坏笑，“老郭知道你这人靠谱，所以才点名让你当责编啊。”
听完这话，大毛一脸愕然。之后，郭主任仍然习惯性的把文章发给大毛“把关”。很多次，他都想拒绝，但想到以后可能需要郭主任帮忙，还是忍了下来。
有时候，大毛觉得自己好像也变成了另一个“陈博士”，不知不觉与郭主任捆绑紧密，失去了自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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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鹿大萌
编辑：罗诗如
题图：《编舟记》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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