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艾文思捏造的故事──美军中校侵吞台湾黄金案之25（炳文）

前进指挥部（照片：作者炳文提供）

几十年来，许多谣言就这样被人所讹传着。本章是以艾文思的证词为主，所以大都是用第一人称来叙事。

1945年10月12日我在台湾银行洽公时，当一位穿着军官制服的日人在听到银行主管声称：该行没有任何黄金储备时，回说：那我保管的黄金算不算，我立刻问他：你说的黄金是啥？他于是解释说：1945年5月，日军计划空运些黄金给占领菲律宾的日军，但飞机被追打退避到台湾，而交由他来保管。此时，银行的官员非正式的介绍我这名军官名叫原田，但当我劝他将所保管的黄金移交给中方时，却遭到他的拒绝，因为他已经错过了葛敬恩前几天要求日军交出黄金的命令，因而惧怕受到逞罚。

会后，我将以上的事情报告给我的上司贝格上校（代理组长），他建议我直接去找葛敬恩讨论。大约1945年10月14日那天，我和葛讨论了这事情，他希望由我来处理而将黄金直接交给他。

1945年10月20日我约了铃木在日军总部（今博爱路司法大厦）见面，并唤出了原田，我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就去拿黄金移交给中方。说实话，一直到那一刻，我都还不知道黄金藏在哪里。我和原田钻进了车内，直驶约10公里外原田的宿舍（注：富田町，台大附近），中间还经过了一个村庄（注：大概指今罗斯福路旁，古亭附近）。到了那，他叫我在屋外等候片刻。约10分钟后，他走了出来，手上捧了一个木箱。上了车后，原田令司机往总部方向行驶，而到了5公里外的植物园（注：南海路建中对面）。车子开进了植物园（注：从今博爱路后门），他又叫我等在车旁，然后一个人走进一间小房子。出来后又进到了一个小储藏室，15分钟后，他从储藏室出来进到屋里，同时手上还抱了一个纸箱，纸箱似乎刚从地上挖出，上面还沾了一些湿土 （注：暗示原田是偷偷将金币埋藏在地下）。3分钟后他离开小屋回到车上。然后我们又驱车到总部后面的一个营房 （注：今博爱路后指部营房），他要我等在屋外，他和驾驶兵都进到营房内，10分钟后，两人出来各自抱了一个木箱上车。此时原田用手势告诉我，就是这4箱。

回到日军总部大楼后，铃木迎面走来。原田下了车后向我说「Bye Bye」，然后告诉铃木：这是4箱，另外还有4箱存放在保险箱中。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另外4箱的存在。他告诉我：保管保险箱密码的军官目前不在办公室。透过铃木，我质问原田为什么不愿意同我一起去中国前进指挥部，铃木说：虽然你已经帮助原田争取到葛的赦免（immunity），但他还是害怕去那里；他已经改变了同去的主意，但愿意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派一个士兵同我一起去。而后一位日本司机和一位日本兵陪我将这些黄金拿到葛的总部。

原田在庭上完全否认这个捏造的情节，（There are no such thing, certainly），翻译讲完后，他还从他有限的英文字汇中，加了「absolutely」（绝对），来表答他激动的心情。但当他正要更进一步否认曾将一箱金子埋藏在植物园时，被告律师却在此时有意打断了他的证词。

到了前进指挥部（注：今台北美术馆后方）下了车，进了大门后，我在楼下遇见了一位熟人。我见过他，只听过别人叫他Chu或Chow先生。事实上，当我们离开重庆白市驿机场时，他和我一同搭乘葛敬恩的C-47座机来到台北，双方互相认识，但他只会说「Yes、No」等很简单的英文。我事前就听说葛旧病复发，正卧病在床，目前不见客。我说我要见葛，他说葛sick、sick，我本想迳行进入，但他不允。我告诉他我是来移交黄金给葛将军的，他回答说：I take, I take。我于是和他到外面一同打开纸盒，看了一下里面的金币，这些金币就如同我在庭上看到的一样。

他叫了两个卫兵帮我将4箱黄金擡进会客室，此时我也想找郑南渭，但他人不在指挥部，随后我在会客室的桌上用铅笔写了一张英文收条：「Received from Lt. Col. W.K. Evans one carton and three boxes of Japanese gold coins」，对他说：「receipt」，请他签字，并请他告诉葛将军这是我转交日本人的黄金。他看了一下收条，「嗯！」了两声，然后用我借给他的铅笔，在背面写了一些字，并签了他的名。我进而了解：这就算是一张完整的收据。然后他要我转达这位交缴黄金的日军：谢谢他的诚实，并保证会豁免他迟缴的过失。我一直私下保留了这张收据，按照陆军的习惯，收据是军官的私有物（personal property），都是由我们自己保留着。当天我在葛总部一共停留了约半小时。

1945年9月5日和葛敬恩乘坐同一架飞机来台的郑南渭，在开庭作证时明确指出：和葛敬恩同机的中方的人员只有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范颂尧少将、警备司令部副官处王民宁少将（台北树林人，日本士官学校19期），葛的女儿葛允怡、以及他本人，连同葛共五位。根本没有一位所谓姓朱或姓周的人士。

（图：作者炳文提供）

这是当年葛总部的人员名单，其中根本没有姓周或姓朱的入人员（图：作者炳文提供）

不管他CHOW是何人，我总觉得他接收这4箱黄金的方式非常诡异，所以我不愿意再参与此事。

两天以后，顾德理组长和陈仪行政长官一同来到了台湾，我和他讨论到葛总部接收这4箱金子的诡异情形，他指示我应该直接和陈仪讨论如何移交剩下的几箱。我照他的指示去做，并且得到陈仪的亲口保证：不会对原田有任何追究。

不久原田就带了一名随从和我从日军总部运了4木箱黄金到陈仪的总部。到达后，陈总部的士兵立刻将金子擡到会客室，当时陈和葛都在大楼中，但两人都拒绝会见原田。陈将我交给了葛，葛令英文秘书夏之骅处理这件事情。夏于是收下了这4箱黄金，我要求夏打一个收据，他照办。原田收下了收据后将其放在皮夹中，但是显然夏劝告原田将收据撕毁，因为就在夏透过翻译和他讲了一段话后，原田当着我的面，拿出了收据将其撕毁，然后我们就离开了陈总部。

此时已经开始有了反抗陈仪的地下抗争，在这些抗争者的心目中：陈仪是一位声名狼藉的军阀。就在我将黄金移交给陈总部几天之后，葛的英文秘书郑南渭来找我，他告诉了我有关地下反陈活动的消息，据他说，陈仪希望能抓到带头的份子，但这可能需要一些钱，所以葛希望能将黄金换成美金。他提到那天投降典礼前的的暴动，只是其中一件而已。他于是藉这个事件谈到：由于这些暴动，他们决定要不择手段地将所有接收的日产转换成美金。他还告诉我：陈仪以前任福建省主席时，由于血腥的统治（bloodshed），背上了很坏的名声。郑又说：他知道这股地下的组织与活动；他同时告诉我「这个台湾的地下组织有35万人之众，他们都曾经在福建受过陈仪的统治，目前已经联合起来反对他。」

其实我们美国陆军联络组也知道这事，事实上我也看过这些人送给蒋介石抗议陈仪的任命的请愿书。

艾文思作证时宣称：1945年10月25日受降典礼当天陈仪抵达现场时，他亲眼看到5千到1万民众在中山堂前面广场示威及暴动。这是当天会场进口处，面对着广场，后排中间穿西服者为美国杜鲁门总统中国事务私人代表洛克，其旁为美军台湾联络组组长顾德礼上校。这张照片本身就说明了艾文思所谓的暴动，是一个捏造的谎言。（图：杜鲁门总统博物馆，作者炳文提供）

郑接着说：中国政府目前还没有拿定主意要如何处理这些地下运动，但他和葛敬恩已经决定要平息（put down）或是缓和（smooth）这些地下活动，而避免流血冲突。同时他们将用静悄悄的方式来进行，以免受到陈仪的制止（sanction），因为一但给陈仪知道，他一定会改用血腕的方式来处理，而造成千上万的人丧命。

郑说他们正在设法将所有（接收）资产转成美金用来进行这项计划，他问我是否可以帮他在上海将黄金换成美金。我说我希望他能找别人帮忙，同时问他是否有问过别人。我然后告诉郑：我并不乐意这么做是因为这样作可能会遭到（联络组上级）批评及（外界）误解。但郑南渭回说这已经是他们的黄金，他和葛有权任意处理。而且美国联络组的任务就是对他们提出的任何要求提供协助。如果有人提出质疑，他们可以来应付。我想他是说如果我的上司质问，他可以出面来解释。经他如此一说，我就同意鞤助

他说获知我即将到上海出差，所以建议我帮他们带一些黄金到上海去换成美金。他说葛并不知道目前黑市黄金的价格，但如果能换到450元美金一磅（12盎司），他就非常满意。超过这个价钱的所有收入都归我的。我同意帮助他门。而后郑南渭将台湾人黄在荣介绍给我，黄自称在上海有黄金换汇的渠道。之后，黄在荣交给我一封信，借此将我介绍给他在上海大陆银行上班的弟弟黄在义。

不久我发现我暂时无法离开台湾，但我听说爱隆生上尉要去上海，所以我就向他提出了这项交易，同时也由黄在荣处得到了一封新的介绍信。大约是1945年10月26日，郑带来了一布袋的金币，我将它交给了爱隆生。爱隆生从上海回来后立刻将换得的美金交给我，我也立即转交给郑。我完全不知道爱从中拿了多少，也不知道郑渭南一共收到了多少。

大约1945年10月29日左右，爱又去了一次上海。事前，郑南渭告诉我不要将黄金的来源透露给爱隆生。同时这一次郑要求用我的手提箱来装金币。当他交给我满满的一箱金币时，我连大约有多少金币没注意。爱从上海回来后，将装满了美金的手提箱交给我，我连开都没有开，就转给郑。就如同上次一样，我完全没有过问爱拿了多少酬劳。也不知道他一共换回了多少美金。我在这两笔黄金换汇的交易中没有拿到任何好处。

1945年11月1日，郑又交给我一布袋大约30磅重的金币，这一次是我亲自到上海在大陆银行（Continental Bank）交给黄在义的，我告诉他：郑南渭希望能换到最好的价钱。几小时后，黄就换回了一大包用灰色纸包好的钞票。回到台北后，我原封不动的交给了郑，同时我也不知道一共交给了他多少钱。

1945年11月7日我又去了一趟上海，上述卖金换汇的行动我又作了一次，但我仍然是不知道这次带了多少金币去上海，换了多少美金回来。至此，从头到尾我一分钱都没有沾到。郑曾经跟我讲：他会给我好处 （take care of me），但我没有放在心上。我和爱隆生只帮了郑做了这四趟交易，但我相信一定还有其它的美国军官帮郑做这档事，我记起来有其他的军官向我提起：在郑的心目中，我们这些美军只是他的送货员（delivery boys）。

自此以后我就拒绝帮郑再作任何交易，1945年的12月初，当我准备回美国前，郑告诉我：我帮他作了很好的交易，大约共换得了美金8万元，当天我曾经开玩笑的跟他说：你不是说有我的一份吗？他说他会处理的。

隔天当我上飞机前，郑交给我一包用棕色纸包注的东西，送了我3包普通包装的礼物，我当时没打开，而一直等到回国途中，在日本入关时才打开，第一包是美金1万3千元，另两包分别是丝制和服及一瓶酒。中国政府赠送礼物给调职的美国官员是很正常的事。郑告诉我：陈和葛都有习惯赠送礼物给每一位离台的美国官员。抵美后，我将其中的8500元存到美国银行总行。

艾文思回美后曾经将8500美元现金存到银行中，因而留下了纪录，大概是经过高人指点及深思熟虑后，艾文思加入了其捏造的郑南渭酬谢13000美元礼金的情节，之后并在第一次开庭的前4天（1947年11月6日），才匆匆以礼金收入的科目，将这一笔 收入补行申报到他1945年 （两年前）的综合所得税中，并补交了迟报税款的罚锾，借此洗白这一笔赃款。

在此我要指出，在离开台湾以前，葛的女儿葛允怡交给我200美金，希望我帮她买1000片的综合维他命以及一只手表。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用以证明：我帮郑换得得的美金都回到了葛的手中，因为除了我帮他们卖金换回的这些美金外，当时台湾完全没有任何美元现金。而且我知道葛敬恩和我们一起乘机抵达台湾的时后，他也没有任何美钞，而且我在台湾那段时间，他也没有离开过台湾。

此处又是在忽悠陪审团，检查官开庭时特别问艾文思 ：当时美军几百人的薪资是以何种钱币发的，他说是美金；他们需要自行兑换成台币在台使用，检方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是要从艾文思亲口说出：当时台湾市面上是有美金，尤其就这么一、两百美金。

艾文思自诉、捏造的版本，类似坊间所流传各种天马行空的叙事手法。读者不妨设想：倘若当年艾文思没有遭到美国司法部的起诉，而他晚年又以当年接收时期外国专家（屈指可数）的权威，著书成册；那他这个好莱坞手法的版本，将成为正史，并永远讹传下去。

读史，不得不慎 !

【未完待续，炳文专栏每周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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