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对政治不公的反抗 12年民变起义（朱伟岳）

（图／取自网路）

在魏晋南北朝的东晋末期公元399～411（东晋安帝隆安3～义熙7）年间，五斗米道道众的孙恩（公元？～402年）、卢循（公元？～411年）起义事件，历时共12年，是造成东晋灭亡的直接原因，可略见道教在华夏中国社会中的影响。

孙恩的叔父孙泰是五斗米道的大教主，这叔侄二人，都是公元301年协助琅琊王司马伦篡位称帝，是八王之乱主角之一司马伦手下权要孙秀的族人。西元397年，兖州刺史王恭起兵反叛司马元显，孙泰纠合兵众，也准备起事，事泄后孙泰被杀。孙恩则聚集道众及农民，逃亡至今舟山群岛躲避。

东晋朝廷虽无力在海域追剿孙恩，但也号令各州郡兵员准备对付孙恩。追随孙恩的人，基本上是一些五斗米道信众，基层知识份子及商民，是对东晋施政不当，而号召农民参与的起义事件，对东晋门阀士族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导致公元420（恭帝元熙2）年东晋的覆亡。

这次事件最不平凡的特色一方面是，起义事件以舰船陆战队方式，攻击海岸或大江大河沿岸城市；另一方面是领导者虽具宗教色彩，但对东晋官员中官声不好的官员，虽是五斗米道信徒，照样诛杀不误，证明这起义事件，不是宗教的冲突，而是对政治上管理不公的反抗。

孙恩选择东晋朝廷无法控制的舟山群岛作为根据地，舟山正是南北沿海交通的天然中转站，也是向北通向黄海的必经之路。据前述法显《佛国记》所载，当地绝不缺乏来自南洋或印度等地的商船中转停泊，从事贸易，故孙恩在这里容易得到资助。

孙恩和最初的百多名支持者，就依靠这已存在的海洋经济生存发展。逐步号召沿海商贸人士及农民，参与从海上发起的起义，先对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沿江重要城市，包含对东晋首都建康（今南京） 的攻击争战，颇有海权胜过陆权的样貌。回看其时不久前高僧法显搭乘的海上巨舶，这起义部众的战船，其规模一定不会太小。同时也可推断，沿海或沿江，不少靠贸易或以装载谋生的讨海、讨江人，也纷纷加入了这场起义活动。

西元399（东晋安帝隆安3）年，朝廷征发「免奴为客」令，要征集各地佃客当兵，佃客多不愿应征。而且这征发令，也对庄园场主造成人力上的重大损失，难以补救，故而引起世家大族庄主及基层百姓对朝廷的不满。一时「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孙恩的起义，乃能一呼百诺，群起向应。是年10月，孙恩在舟山率战船起兵，带领陆战队精兵一百多人从海上展开攻击，在今之杭州湾登陆，攻下上虞，袭取会稽郡（今浙江绍兴），诛杀内史（当地行政长官）王凝之（王羲之之子，谢道韫的丈夫，同为五斗米道道友）。一时声威大震，得到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等八郡（今浙江大部和江苏东南）百姓的欢迎，史称「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多有杀当地首长以应的情事。

孙恩的起义军不仅反抗朝廷，也把支持朝廷的高官大族一并清算打击，如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惠、黄门侍郎（皇室机要官）谢冲、张琨、中书郎（皇室秘书长）孔道、太子洗马（太子机要侍卫）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都先后被杀，他们田园所属佃客和奴婢转而参加了义军。

朝廷见事态严重，派曾在淝水之战中击败前秦苻坚的大将谢安之子，时任东晋卫将军的谢琰（西元352～400），联同北府名将刘牢之率北府军镇压，孙恩不能敌，率男女20万众退返舟山群岛。西元400（东晋安帝隆安4）年5月，孙恩自浃口（今浙江宁波东北）再次登陆，攻入余姚，破上虞。

邢浦（今浙江绍兴北）之战，因守将谢琰轻敌，被孙恩所败，谢琰及其两子皆被杀，建康朝廷闻讯震动。后因与追赶前来救援的刘裕北府军交战，屡次失败，损失重大，孙恩军再次被迫退入舟山岛休整。公元402（东晋安帝元兴元）年3月，孙恩最后一次登陆，北府军早已有所准傋，孙恩军登陆时即被截击致登陆失败，刘裕率水军舰船继续追讨孙恩，孙恩不愿被俘受辱，在临海（今浙江临海东南）投海，堪称壮烈。余众不甘，拥孙恩妹夫卢循为首，继续缠斗。自孙恩公元399年起兵至公元402年自殉，为时计3年许，像一阵狂风暴雨，吹袭今浙江、江苏等富裕区域，动摇了东晋政权的统治根基，自不待言。

孙恩死后，其余人立即推选孙恩的妹夫卢循担任新的首领。为了避开北府军的锋芒，同时考虑到东晋可能对舟山基地的围攻，卢循舰队转而开始对浙江东南部的温州等地发动新的攻势。但刘裕的部队也随即南下，一路追杀他们到福建境内。最终迫使卢循带着残余舰队，沿着高僧法显那时的海船所走的海上贸易路线南下。

公元405年，卢循舰队突然出现在珠江口，并包围了番禺（广州）。少量东晋的官军都集中在城内，经过100天的激战，卢循部终以夜袭方式占据番禺，顺利在岭南开辟了新的领地，自称平南将军。时东晋由大将军桓玄（369～404年）把持朝政，封卢循为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官号。此后，卢循就以保护人的姿态出现，暂时控制了当时的新加坡─广州航运贸易。卢循派姐夫徐道覆和亲党占据始兴（今广东韶关南）及其他岭南各部，并派人到大庾岭一带伐木，秘密准备建造舰船，作统一南朝的打算。

卢循鉴于以往的作战经验，深知自己的陆战队，无法在陆上击败官方精锐的北府步骑兵。海船若逆流而上，也不容易在湍急的长江获得优势。因此，一定要利用岭南的丰富木材资源，建造大量适合在内河水道内航行的战舰，其中包括不少高耸的楼船。他们计划沿着岭南北部的水系前进抢占建康的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直取建康。

公元410年（东晋安帝义熙六）2月，卢循军兵分两路，卢循的主力从湘江攻入长沙，并通过洞庭湖进入长江中游。副帅（也是姐夫）徐道覆的舰船队从福建北部出发，走赣江进入鄱阳湖，然后冲入长江下游，溯向长江中游进发。因为漫长的河道容易被堵截，分进合击的做法更有利于对长江中游水域的掌控。分驻各地没有北府兵支援的东晋驻军，大多沿河道驻扎，很容易在岸防据点失守后就一溃千里。这时卢循的两路舰船人众已接近10万人，对所有的东晋地方部队都形成数量优势。公元410年5月，两路人马在今天的江西九江完成会师，东晋派水军自下游前来的拦阻。卢循部基于已占据上游优势，位于下游的东晋舰船迅被摧毁。

卢循军的先锋舰队很快已兵临秦淮河入口，此时卢循军战士十余万，舳舻千计，楼船高达12丈，舟车百里不绝，朝廷一片慌乱，刘裕星夜率北府兵赶回，仓促应战。徐道覆主张立即登陆与刘裕决战，卢循多疑少决，贻误战机，使刘裕得以集中兵力，周密部署。卢循军小挫，恐再战不利，卢循下令自建康退却。10月，卢循军溯水西攻江陵，不利。

12月，卢循军与官兵在大雷（今安徽望江）、左里（今鄱阳湖口）相继展开决战。刘裕在加强正面防御的同时，也通过陆上绕道再次迂回到卢循舰队的上游位置，随着北府兵大量部署的火船顺流而下，卢循军笨重的楼船几乎无处躲避。埋伏在岸边的北府兵也趁机杀出，将逃到岸上的卢循部?兵迅速歼灭，致卢循军舰船损失惨重。看见大势已去的卢循，不得不率领残部用小船原路返回岭南。但此时番禺已被官兵抢先占领。公元411年2月，徐道覆在始兴战败被杀。公元411年3月，卢循攻番禺不下，转至交州（今越南河内），4月，兵败后亦滔海自杀。

孙恩、卢循领导的起义，虽带有宗教色彩，但争战双方并非按宗教划分，如笃信五斗米道的王凝之（王羲之之子，谢道韫丈夫）等人被杀，就是证明。

最特别的是双方的攻防作战，是以舰船及陆战队的进攻或防守为主，最后是以舰船作战的胜败决定胜负的命运。舰船需要相当规模的造船能力，和多样的后勤补给，在1600前的华夏中国，就能在长达12之久的时间里，支持大规模海上或大江大河中舰艇及登陆作战的能力，华夏中国的工农生产力，定非一般。起码表达了自春秋战国、秦皇汉武到魏蜀吴三国争霸以来，华夏中国人在海上或大江大河上的活动能力，并未减色。

什么是华夏中国人在海上或大江大河上的活动能力？吴国、齐国在琅琊地域的海战，秦姑皇和汉武帝的多次巡海，徐福东渡追寻仙山等都是事例。在靠近魏晋南北朝时期较近的公元229年，孙权在鄂州（今湖北武昌）称帝，国号吴，旋迁都建业（今南京），就是前述东晋的首都，孙恩、卢循要攻占之处。

其时在今浙江温州、平阳及福建连江等地都有造船厂，可承造各式船只。孙权登基后曾下令造船舰5千艘，其所建主力战舰，甲板有5层，可装运水兵3千人；孙权的座舰名「飞云号」、「盖海号」。公元230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两位将军，「将甲士万人」出海，寻找夷州（台湾）和亶州（日本）。在大海中找了1年，仅找到了夷州（台湾），「得数千人，还」。所率甲士万人，中途因疫病，返回者仅1千余人。出海时有带甲将士1万人，返国仅剩将士1千余人，而虽得夷州（台湾）数千人而还，两相扣抵，二将明显未能达成使命，古籍上记载是：「违诏无功，下狱诛杀」。

万人出海的舰队，估计舰船总要在50～100艘之间，否则如何容纳？这是在公元3世纪时，曾在海上出现过的庞大舰队。或许船上空间太小，拥挤不堪，才会造成疫病无法控制，而发生水兵「十亡之八九」的情事，这是我国古代海军在海上远航的宝贵经验。

（作者为前中科院第二所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