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人口结构的薪资红利被物价吃掉（朱云鹏）

疫情冲击，薪资M型化结构扩大，总薪资最低的教育业与最高的金融保险业差距拉升至3.8倍。图为今年五一大游行，劳工提出「抗通膨、要加薪、要职安、保年金」4大诉求。（本报资料照片）

主计处公布今年台湾1到6月全体受雇员工平均每月经常性薪资为44262元，年增率3%，但是同期通货膨胀超过此数，实质经常性薪资变成年减0.11%，为6年来首见的负成长。即使改用总薪资计算，把年终奖金等加入，名目数字增幅会高一点，扣掉通货膨胀后实质薪资稍微增加，但是幅度有限，可以说几乎不变；薪资增幅被物价吃掉了。

看到这个现象，实在非常讶异。以台湾的人口结构，最近两年应当是薪资开始异常快速成长的关键时刻。台湾的工作年龄人口，也就是15到64岁的人数，在2015年达到1736万的高峰，然后开始逐年下降，其速度与年俱增：2016比前一年少7万4千人，但去年比前年少了26万4千人。

人口的总数，晚了几年，在2019年达到高峰，前年开始下降。一年以后，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劳动力人口──15岁以上在工作或寻找工作中的人口，也开始下降。而且当劳动力开始下降，其速度就甚为惊人：去年上半年减少了9万6千人，今年上半年则减少接近10万人。

所以，企业会发现本来员工就不好找，而从前年开始，找到工人的难度又加大了。我们许多企业的业务和海外有关，规模没有缩小，有些还愈来愈大，在这种需求不变或继续成长，但劳动供给逐渐萎缩的情况下，照理说薪资应该会快速上涨。政府可能也看出这个趋势，最近两年调整最低工资的时候很大方；其实在这种人口快速减少状况下，不快速调整最低工资才是奇怪的事情。

劳动力愈来愈少，可工作的人口愈来愈值钱，薪水愈来愈高，可以说是人口结构的「薪资红利」。问题在于，有此红利的工作人口，其经济能力是否跟着薪水愈来愈高？答案是否定的。年轻人面临的生活压力很多，但至少有两个主压力，一是消费者物价上升率，二是房价。在消费者物价节节上升的情况下，薪资涨幅被吃掉了；房价呢？更惨，其涨幅远超过薪资。

以实质经常性薪资来看，今年6月的平均月薪以105年的价格计算，为41100元，其实是创两年多以来的新低。至于房价所得比更不用提了，屡创新高。可以这样说，人口结构变化理论上应该带来薪资红利，使得年轻员工得到的扶持增加，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在台湾发生。

月前曾经有几位中央研究院的经济学院士公开呼吁，中央银行在推动利率和货币政策时，不能只看消费者物价上升率，还要看房价，甚至呼吁消费者物价指数纳入房价。对这样的呼吁大家应该重视。当然房价本身不可能放在国民所得民间消费项目的平减指数里面；消费是流量，而民众购买房地产不是消费，是投资，那是存量，这两个完全不同。但对一般家庭而言，这两个价格都是必须跨越的物价关卡。

存量和流量的连结就在于「租金」。民众购买自有房屋，购买时属于「投资」，但购买的目的在于未来每年作「自用住宅服务」的消费，一般用租金来设算。在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中，住宅服务所占的权重很高，达到42.4%；这是为何该国最近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美国的房价持续快速上升，连带地市场租金会在一段时间后上涨，再隔一阵子自用住宅服务的设算租金也会跟着调整。由于这三项环环相扣的事件还在持续发生，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停留在超高水准，很难立刻大降。

台湾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公式中，住宅服务占的权重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但以上同样的逻辑依然适用。房价上升，市场租金上升，自用住宅设算租金上升，三者环环相扣，都是对于薪资所得者的致命关卡。

（作者为东吴大学巨量资料管理学院讲座教授、前行政院政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