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文章／被害人保护仍不足 应治愈伤口而非在伤口抹盐
▲对于被害人的保护，应跳脱金钱补偿的限制与思维，迈向精神损害的填补被害人。（图／视觉中国）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设计，主要围绕在被告人权的保障，从警询时的在场权，侦查时的令状主义、羁押制度，起诉后的律见制度、辩护权，到入监执行后的基本生活保障、假释等等，无一不是为了保护刑事被告的权利，但对于被害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参与，仅有寥寥数条规定。
法院关于诉讼程序进行的期日，并无通知被害人的义务，被害人既不能声请调查证据，也无法对于量刑轻重表示意见，对于判决结果更没有单独提出上诉的权利。相较起来，整部《刑事诉讼法》显然偏重在刑事被告权利的保护。
然而，犯罪被害人对于加害人被告的刑事处遇，应该是最关心的人，理论上也应该将整个诉讼程序进行的经过，让被害人参与，并且让被害人对于判决结果有救济的管道，才是合理的。司改国是会议曾就该议题有深入的探讨，也做出强化被害人参与诉讼程序的结论，司法院也同时宣示要俢改《刑事诉讼法》，建立一个有温度的刑事司法。
但要把只注重被告权利保障的制度，添加入保护被害人权利的元素，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其实被害人或家属真正需要的，无非是事实的真相、经济上的支援，以及如何走出被害的阴影。这包括安全维护（避免再次被害）、持续资讯（掌握真相调查的进度）、支援参与（有诉讼参与权）、回复损害（伸张正义以得到应有的损害回复）等需求。
目前司改的进度是要在《刑事诉讼法》增列专章，赋予被害人诉讼主体的地位，明列特定案件的被害人，于法官征询检察官意见后认为适当时，得裁定许可参加诉讼，另参加人得委任代理人，委任代理人之律师得阅览卷证，审判期日，应通知参加人及律师到场，参与整个诉讼过程。此外，被害人得声请调查证据、对量刑表示意见，以及单独提起上诉等。换言之，改革着重在被害人「知」与「说」的权利，也就是满足被害人持续资讯及支援参与等两项需求，以便于了解事实的真相。然而，被害人更需要的，应该是怎么走出被害的阴影。这需要有一个情绪发泄的窗口，有人倾听、陪伴，以及心理辅导。
被害人是最切身的利害关系人，也是对于事实经过最明暸者，审判过程中，通常会以证人加以传讯到庭作证。然目前审判实务并无限制到庭的次数，导致许多案件的被害人在侦查中已经检察官传讯问过，一审又经法官传讯到庭讯问；若证词不利被告，被告在二审又要求传讯，法院若不传讯还要在判决书交待一大堆理由，否则上诉后，最高法院会说「应调查的证据未调查，判决理由不备」。尤其性侵害案件，一再传讯只是勾起被害人不堪的回忆，不然就是为了创造被害人多次重复的证词不一致，难认证词的真实性，增加被告获得判决无罪的机会。目前虽有「少年法院（庭）调查性侵害事件减少被害人重复陈述注意事项」的规定，但毕竟不是法律，审判实务上遵守的情形少之又少。致使每次审判，都像是在被害人伤口上抹盐。
目前保护被害人的专法只有《犯罪被害人补偿法》，但该法36条条文中几乎都是补偿金的申请资格及如何申请，只有寥寥3条条文谈到设置犯罪被害人保护构及其应办理的业务，该法俨然只是补偿金申请的规定；况且，保护机构的经费来源有限、人员不足，办理补偿金额申请作业都嫌不足，遑论办理心理咨商、辅导等业务。再加上补偿金额过低、保护对象有限，例如不及于重大暴力犯罪被害人、保护组织层级过低，都亟待解决。
至于《法律扶助法》对于被害人虽亦设有保护规定，但也仅止于诉讼扶助不及其他。换言之，这两部法律都只注重在被害人经济上的支援，保护力道明显不足。所以，就目前改革方向，仍然看不出对安全维护及回复损害的需求有什么增进。
对于犯罪被害人的保护，虽然包括经济上及精神上的支援，但后者的需求比前者更为重要。因此，对于被害人的保护，应跳脱金钱补偿的限制与思维，迈向精神损害的填补，但目前改革的方向只在确立被害人诉讼主体的地位，幅度仍然不足，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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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文章，东大国际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国立东华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曾任法官，国立中正大学法学博士。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