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一家子会支离破碎？从《还愿》看台湾社会福利变迁
▲《还愿》。（图／翻摄自Facebook／ 赤烛游戏–还愿预告片）
「在1980年代，如果你是当时一家之主，遇到家庭变故，你要怎么办？」
身为一个1980年代出生的社工，看到《还愿》里小时候的彩色圆石磁砖浴缸和ㄅㄆㄇ折叠桌，我掉了满地的鸡皮疙瘩，也不得不去想如果当时家庭适逢变故，能获得什么协助？
以下文章会讨论杜丰于一家如何「无法受到协助」，并且分析与剧情相关的社会福利议题。涉及少部分剧情，请小心服用。看完之后，也许你庆幸活在此时此刻，除了慈孤观音以外，还有很多选择可以寻求协助。
家庭暴力防治与目睹儿
▲杜美心因为父母正在争吵而有焦虑症状产生，她正在敲弹珠让自己冷静。（图／赤烛游戏Red Candle Games）
「1993年邓如雯杀夫案，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缘起，在1996年彭婉如命案发生之后，更加速了《家庭暴力治法》的制定，并于1998年开始实施。」这一段历史是社会福利或家庭暴力工作者考试必考的内容，由此你可以知道，1980年代根本没有家庭暴力防治的相关政策法规，完全没有，家庭暴力不过就是难断的家务事。在剧情中你看到的杜丰于损坏妻子的衣物、怒骂，或是小孩听见父母争执，看见家里争吵毁损的物品，这些家庭成员所受到的伤害，在当时根本无从保护起。
尽管在游戏中你难以看到互相伤害的状况（我想是赤烛希望大家不要模仿而避免掉，但显然大家精神创伤满重的），但有许多伤害事实的蛛丝马迹，在一个专业工作者的眼中，这就是我们每天在工作现场看到的活生生家庭悲剧，需要进一步的协助。家庭暴力不仅仅是肢体暴力，也包括精神虐待和性侵害（如乱伦），在现行的家庭暴力防治与保护性工作之中，有非常多的项目，包括儿少保护、成人保护、老人保护、加害人服务、紧急救援、安置等等，有兴趣的可以进一步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跟游戏中直接发生的，关于杜美心在房间里听闻父母争执的一段，你不难直接连结──美心的身心症状跟父母争执有关，而这块正是「目睹儿」的工作领域。或许你听过「童年阴影」、「早期创伤」，这个现象就像是你熟知的「PTSD压力创伤症候群」一样，但影响的层面远远超过你的想像。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包括家族治疗、精神医学、心理咨商，在关注身心症状跟早年家庭经验的连结，你可以搜寻「创伤」当做关键字。「目睹儿」相关服务是在家庭暴力发生时，介入协助家中的儿少们，降低儿少在家庭暴力中受到的伤害。你可想而知，「目睹儿」的工作同样也很晚才开始发展，台湾的研究、民间单位试行的方案服务多半集中在2000年之后，到2015年才正式被纳入法令执行工作之中，美心根本来不及长大。
▲这些夫妻吵架的耳语，也一字不漏的传进孩子的耳朵里。（图／赤烛游戏Red Candle Games）
「什么叫做男人的事？你算什么男人啊？」
这一段杜丰于因为巩俐芳决定复出赚钱贴补家用，杜丰于与巩俐芳争执的内容。甚至后面有一段巩俐芳的独白，是在诉说他觉得杜丰于只是爱面子爱过于爱这个家。都在表示着杜丰于的困境，男性会顾及的社会观感不同。
男性在家庭困境上有着跟女性不同的困境，面对闲言闲语，女性会容易感到羞愧，男性则会感到愤怒而付诸暴力行为。在家族治疗的研究里，男性比女性更不容易谈论金钱方面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男性被看待的方式，当社会以金钱、地位来看待男性的成就，男性就更不容易直接面对问题，常常会先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成功」。这样的性别观点，在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初期，都以女性为受害者为主，「男性也需要协助」的想法并未得到重视，但当案件累积到一个程度，专业工作者们也发现男性的工作不容忽视。「男性关怀专线」始于2004年，就是希望协助男性处理在家庭中的特殊问题，可以让男性诉说自己的挫折、不被理解、痛苦，而不是「不成功便成仁」。杜丰于若是可以诉说自己的失败挫折，也许就不会走上不归路。
▲巩俐芳在被杜丰于质疑是被「坏东西」附上、以及种种家庭暴力之后，决定离家。（图／赤烛游戏Red Candle Games）
「所以我决定，这场演出之后，我要带一家子离开那里。」
巩俐芳未能带离全家远离何老师和慈孤观音，而自行离家。若他们打上离婚官司，对巩俐芳有好处吗？在还没有家暴法的时代，除非有人可以证明巩俐芳被明显伤害，否则巩俐芳还有可能蒙上「未尽妻子义务」。虽然大家都为她的遭遇愤恨不平，但你可以想像在当时的民风之下，为什么巩俐芳的妈妈要劝说「夫妻床头吵，床尾和」，不要随意回娘家，以免落人口实。
若是离婚争取杜美心的监护权，在当时也是比登天还难。成人可以自己决定从母姓是2007年的民法修法才开始的，在这之前除了有父母离异等原因可以提出改姓声请以外，还必须说服法官你改母姓的原因。当时的女性无法受到合理对待，经济、社会处境、权力上处于弱势都还是普遍现象。在1980年代，不管女性是公司老板还是赚钱大明星，监护权多判是判给父方的。除了近年来的女性处境改善，女性也比较能经济独立，这一类的亲权法院判例，以实际上的扶养能力来判定监护权，或是实施亲子会面评估，参考亲子互动决定判决，可以说是从2000年代以后才开始备受重视。
若是离婚，单亲家庭的服务直到2000年才开始，当时叫做《特殊境遇妇女家庭》，这一类的服务涵盖未婚怀孕女性、夫亡夫失踪的寡妇、或因家暴离婚的女性。就算监护权判给了巩俐芳，她恐怕在当时得独自面对各种流言斐语了。而若是判给了杜丰于，那还得等到2009年才能获得协助。当时因为性别的考量，男性在家庭离异里也需要协助，要将男性也纳入服务，将法规修改成《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条例》，而不限定女性受到这样的服务，使单亲爸爸可以获取相当的资源与协助。在这之前，杜丰于求助无门的状况，也难怪会被拉拢到奇怪的宗教团体里。
精神医学和儿童精神医学
▲杜美心身心异常到医院检查，医生建议转诊精神科，但杜丰于不愿接受而将诊断单撕毁。（图／赤烛游戏Red Candle Games）
「我女儿才不是神经病！」
无论是现实不分的杜丰于，还是X光诊断无异状建议转诊精神科的杜美心，在当时要寻求精神疾病上的协助其实还是非常困难的。台湾的《精神卫生法》是在1990年才设立，在这之前真的不是求神就是拜佛，或着是你常听到的「龙发堂」。在当时要正确的理解精神疾病，或是去除对于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可能跟超越88分一样难（为什么很难，玩一次游戏就知道了。）。在当时恐怕是连踏入精神科（现在也被称为「身心科」）的意愿都没有，但好在现在的人对于精神疾病取得协助的态度也渐渐改善。
至于杜美心要被治疗有关目睹造成的症状，或是望女成凤压力太大造成的症状，如恐慌症或压力创伤症候群，更是不容易。台湾儿童精神医学发展的也很晚，台湾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会的前身「台湾精神医学会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学术委员会」是在1989年才成立于台湾精神医学会，并且开始推动相关研究调查与研讨会。1998年才成立「中华民国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会」，并于2004年改名为「台湾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会」。这个沿革便可以知道处理儿童精神医疗议题，也是很晚近的事情。
▲信徒询问何老师，心愿未成是不是功德金缴纳的不够。（图／赤烛游戏Red Candle Games）
「对我们家弟弟是不是没有效？….是不是要补功德金？」
除了延误就医，何老师更令人气愤的在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棍。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有些信仰是真的能给人帮助的，像《通灵少女》在谈的一样，信仰是台湾社会的一部分，自然也有使得上力的地方，劝人向善、使人心安稳都是。但绝对不是担保万事如意，那都是危险的。其中一些谈论《还愿》文化背景的影片中也谈论到当时的大家乐求明牌和落难神明们，我想努力的去区分欲望和现实、信念和执念，也是助人工作中重要的一环吧！
《还愿》与社会疗愈
说到最后，你有发现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有多么的无助了吗？在这些家暴、特殊境遇家庭、儿童精神医疗的服务正式立法由公布门来规划执行之前，目前30岁以上的人，他们童年是没有什么113保护专线的社会福利服务，对着爸爸妈妈喊「我要打113」那是2000年以后的事了。
也许有人觉得《还愿》简直就是悲剧，我会觉得他的文化设定真的刚刚好，反应着30岁以上的人的童年写照（不管是画面的场景还是社会事件的脉络）。而在每个人的心中，谁不希望变好的？在每个角色心中都有小小的希冀，杜丰于希望自己能够撑起这个家并且照顾好女儿、巩俐芳希望能够为这个家庭付出分担家计、杜美心希望自己不要成家里的负担而折了郁金香。
在这个社会福利逐渐变好的时代，我想赤烛带给我们的除了「不要轻易相信神棍以外」，也告诉我们现在和1980年代不同了，是个该好好照顾自己的时代，求助的方式会越来越多，伤痛也有不同的方式可以被理解。透过这个游戏，也才能理解原来被吓大的我们，真的不只是被吓大，而是缺乏了许多、许多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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