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灯泡离开是有意义的！　妈妈王婉谕自责「冷漠的恶果」

文／镜周刊

人生路上，总有100万个为什么。例如：为什么我遇到这种事？然而王婉谕想的，是更深沉的叩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2016年3月28日，台北市内湖区发生随机杀人案，受害者小灯泡年仅3岁，是随机杀人案中最年幼者。从那天开始，王婉谕被称为「小灯泡的妈妈」。2年后，她接受我们采访，回顾事件，也谈自己曾经向往的幸福。那一天，是幸福路被砍断的一天，更是幸与不幸的世界重叠的时刻。

她冷静理性依旧，不可能治愈的伤痛也依旧，泪水在她的眼眶中散发微光，像小小的灯泡，试图要照亮一条爱与同理的路。

2016年3月28日，下午，做完笔录，王婉谕到学校接大女儿小蝌蚪。「小蝌蚪问我：『家里怎么了吗？为什么今天特别早接我？』我说：『小灯泡死了。』她问为什么？我说：『在路上被人家杀死了。』因为我们都跟孩子说，在视线范围内才安全、才能保护你，所以她第一个反应是：『她乱跑吗？』我说没有。她又问为什么？我跟她解释：『那个人或许脑筋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到现在，王婉谕仍然想知道答案。

同一天下午，为了不让媒体错误报导，王婉谕接受媒体采访，描述事情经过。从那时开始，她被称为「小灯泡的妈妈」，没有一般人想像的崩溃哭喊、愤怒指责，也让她被称为「非典型受害者」。

她理性而冷静地表达想法，呼吁大众重新省思社会问题，也开启了更多理性对话的空间。同年11月，王婉谕获总统府邀请，以受害者、受害者家属的身分参与司法改革国是会议。

王婉谕的家像是一个音乐盒，在门外能听见里面正播放着钢琴协奏曲。我们在她的委任律师丁稳胜陪同下采访，才按下门铃，就感受到里头三个孩子笑着、跑着、跳着的震动声，门开了，首先探头的是小鲸鱼，4岁的男孩，正是开始对世界好奇的年纪。让我不禁想起，那一天，二女儿小灯泡也即将4岁。

小鲸鱼身后是爸爸刘大经，刘大经身后，是39岁的王婉谕，她穿着水蓝色格子衬衫、米色长裤，10岁的小蝌蚪与4岁的小海豹依偎在旁。我们入内，采光明亮的客厅放着一架钢琴，上头一张全家福照，曾经的一家六口，满脸幸福的笑。

但小灯泡不在了。墙上的涂鸦、缺了一人再也坐不满的大餐桌，在在提醒着这件事情。刘大经说：「那是一辈子都会感觉少一个人。」夫妻俩也曾打算搬家，逃离这里，但回忆太多了，舍不得。

出事那一天，一家人住这里不到一年，他们从苗栗搬来，是因为刘大经的工作转换到了台北，「我很在乎全家相聚、陪伴的时间，我们搬来台北之后，可以每天送小孩去上学，然后上班，回到家就一起吃晚餐。」王婉谕说。

刘大经在旁轻轻点头：「我下班回来，四个小孩就会一拥而上，或是跟我玩捉迷藏，小灯泡的个性比较捣蛋，每次找到，她都会说不算。」听见先生感性的话语，王婉谕哽咽、流泪，但情绪节制。谈话开始前，她的手中已握着一条手帕。

回忆无处不在，例如客厅的窗台。「她觉得我们家看出去很美，有时候晚上不睡觉会跑出来，她说：『我来看看这美丽的世界。』」王婉谕一边说，一边看向那扇窗。她泪水的形状，像一颗小小的灯泡，悲伤在里头发着微光，然后一眨眼，灯泡就破了。

怀孕时，她会对肚子里的孩子说话，大女儿的超音波照片像蝌蚪，所以暱称小蝌蚪。怀小灯泡时，想让小蝌蚪有参与感，便让她帮小灯泡取名，「姊姊也是看到超音波，觉得那一颗有心跳的胚胎，很像灯泡在发亮，所以就叫小灯泡。」

小灯泡离去，许多政治人物前往灵堂悼念，其中吕秀莲留下一张卡片，写着：「小灯泡，大灯照，照出黑与暗。」这让王婉谕想起，有一次孩子们讨论以后会变成什么。小蝌蚪长大会变青蛙，「小灯泡说她会变灯罩，可是灯泡长大还是灯泡，不会变灯罩，但她很坚持，长大以后要变灯罩。」

那一天早上，王婉谕还与小灯泡讨论买蛋糕，庆祝4月23日的4岁生日，「她突然跟我说，要青蛙在荷叶上的蛋糕，我说，青蛙在荷叶上比较难，只有青蛙比较简单，她就说，那她只要荷叶就好。」荷与莲，佛教里象征离污生净，「我们事后想，她是不是自己知道会发生一些什么？」

这让理性的她试图相信，「小灯泡的离开是有意义在的，她或许肩负着什么样的使命。所以我们有机会多做些什么，其实很愿意去做，对我们来说，这样想是一个安慰。」这是她参与司法改革国是会议的原因。

王婉谕是苗栗人，父亲任职国营机构，母亲是高中老师，童年成长于半山腰的社区。「亲戚邻居，加起来快十几个孩子吧，我们就在路边玩，骑脚踏车、躲猫猫。」小时候她就向往成为家庭主妇，大学时一边读亲子教养书，一边规划幸福的蓝图，「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生二个男生、二个女生。」孩子们拥有同性手足，可以彼此陪伴，一起长大。

台大毕业、美国南加大留学，之后进入竹科，当研发工程师、行销经理，优异学历与亮眼职位，都没让她放下幸福梦。28岁，她与同样在竹科工作的先生刘大经结婚，如愿生四个孩子：小蝌蚪、小灯泡、小鲸鱼、小海豹。为了孩子，她放下工作，成为全职妈妈。

回忆那一天，王婉谕泪仍流着，但语气变得更理性，更冷。那一天，王景玉买了刀，走在王婉谕与小灯泡身后。那一天，是幸福的世界与不幸的世界，在同一条路重叠的时刻。

那时小灯泡的三轮车，卡在骑楼的台阶上。「我们带小孩，常有路人愿意帮忙，第一时间我以为他来帮忙，我说不用不用的时候，就发现有血。」想像中的好意，在瞬间翻转成为罪与恶的现实。「当下我抓住他，呐喊然后求救的时候，我感觉有些车经过，慢下来，然后就开走了，我当下感觉到冷漠，那个冷漠的味道。」

谈到这里，她充满泪水的脸庞，浮现一抹很深的苦笑，开始自责自己过去不关心社会议题，是冷漠无感的人。「我觉得我尝到冷漠的恶果。我曾经这样想过，比如之前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如果我们大家就很有意识去努力些什么，或许后面的发生率会变低。」

2年前的社会氛围，或许可用这些事件名称来描述：2012年曾文钦汤姆熊随机杀童案、2014年郑捷捷运随机杀人案、2015年龚重安北投文化国小随机杀童案。然后是2016年，王景玉内湖随机杀童案。5年间，4起随机杀人案，让整个社会紧绷到极限。

王景玉，当时33岁，失业，有思觉失调症病史、吸毒前科。丁稳胜说：「他国小国中的成绩都还不错，国二时急转直下，成绩落后，产生挫折感，交到不好的朋友，接触毒品，再来出社会工作不稳定，这挫折也高。最重要的是，他跟爸爸妈妈关系很紧张，爸爸是一个严父，跟他几乎没有沟通，甚至二人有过暴力冲突。」

丁稳胜说：「第一次精神鉴定，的确是看到王景玉在犯刑前，精神状况异常的变化，他写十几本日记，天马行空，完全没有现实性。所以老实说，他后来下手犯罪，不是畏罪而编造，因为有2、3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幻想自己的角色，幻想的这个社会也不是中华民国，可能是尧舜时代。」王景玉认为自己必须传宗接代，而要完成这件事，必须杀死一个人，然而他的家庭没有意识到他生病了，爸爸不让他就医，只给他钱，叫他去买春。

妳心中没有恨吗？我问王婉谕。「我不清楚恨的定义。我会怪，会怨，但可能没有到恨。后来看了他的成长，那个人会长成这样，家庭要负很大的责任，我觉得他爸爸没有好好对待这个孩子。他其实没有什么朋友，他的朋友曾经要去家里关心或是打电话，他父亲都会断然拒绝、挂电话，觉得你不需要朋友，所以他跟任何人没有情感连结。我觉得没有情感连结，是很可怕的。」她没有愤怒情绪，反而展现了同理心。

她也不说负面的言语。「附近邻居帮我制伏他，民众很气愤，会打他，会问他，这人跟你无冤无仇，你干嘛要这样子？他就一直说，他要传宗接代。所以当下…」她停顿，似乎不想轻易定论、不希望精神病的污名化加深，因此修饰了用词，「我就不觉得他整个脉络是很合理的。」

尽管同理，但该用什么态度谈王景玉，她仍在摸索。「像弟弟妹妹会问，他是坏人吗？我说不知道，因为，好或坏怎么定义？我们只说，他脑袋可能生病了，但他做了坏事，所以现在被关起来。」要让孩子明白这些连大人都难以说清楚的事，是个难题。「我只能据实以告，可是怎么样让他们理解，姊姊没什么困难，但是弟弟妹妹就很难想像。」

事发后25天，郑捷三审定谳。像是为了平息社会大众的怒火，同年5月10日，郑捷死刑执行。

王婉谕不支持死刑，也不同意废死。「我觉得在执行枪决前，该做的事情要做，我们一直都没有对犯罪预防或犯罪行为，有很多的理解、调查、研究。」刘大经在旁补充：「在制造业里面，当我们碰到一些问题，都会解析成因下对策，可能在科技制造业工作久了，加上她一路都是学理工，我觉得她因此比较冷静去思考或分析一些问题，这个习惯她已经养成了。」

谈到司法过程，王婉谕苦笑，那是看见荒谬的苦笑。「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侦查庭就请我们表达量刑意见，我们就说，没有办法表达，什么资料都没有，我们没有机会了解，更遑论直接跳到表达量刑。」

王婉谕说：「我觉得不管是赞成死刑，或不赞成，都还需要想清楚。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挣扎，很多时候没有想要符合社会期待的典型受害者的样子。再加上，一审开庭前，我们对被告（王景玉）的状态完全不清楚。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很吊诡，就是我们怎么可以对一个人，他到底怎么了都不知道，就要谈量刑的程度，这是我们觉得荒谬的地方。」

小灯泡为何失去生命？这背后是更深沉的叩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这是王婉谕想知道的。

然而侦查阶段，整个司法体系没有顾虑受害者的心情，不给她任何资讯。丁稳胜律师说：「因为侦查不公开，所以我们完全没有接触跟被告有关的卷证，事实上，王婉谕有要求，请检察官让我们知道，他就冷冷地说，这个部分不能曝光，就只讲一个，思觉失调症。」更荒谬的是，当侦查终结，正式起诉王景玉时，做为受害者的她，只能什么都不知道地离开法院，而还在回家的路上，媒体已抢先报导一切。

因此，王婉谕申请修复式司法，希望理解这一切。「因为我们一直在想，精神鉴定结果不应该只分析当下的行为能力，或是有没有意识、能不能控制这件事情，应该是要做生命史的研究这个部分。」王婉谕说。仅管最后草草结束，但她的态度，让此案有更深入的追索。丁稳胜律师说：「修复者判断没有有效对话的可能，这个案子之所以没能继续下去，是因为对方的父亲也抗拒，缺乏病识感，认为未来他真的能够出社会，可能也不支持他就医跟吃药。」

王婉谕接着说：「我们看到有国外或是台湾做的，是可以拉很长的时间，比如说5年、10年，让被害者能够理解这个人，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有时候是让对方真的知道这件事情问题在哪里，不是轻易地道歉，而是整个家庭或整个环境，能够支持他，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我认为那才是真正的修复。」

晚上9点半，当孩子们都睡了，王婉谕也要忙到凌晨才睡。她早晨8点起床，煮饭、洗衣，陪孩子聊天、读书、写作业、弹钢琴。她的行程表满满，每周至少三天是孩子们自学的活动日。周末假日，一家人就一起外出活动。

这一天，全家到公园玩。她坐下聊天时，眼睛仍不时注意着孩子的动向。曾经想像的幸福是什么？王婉谕说：「其实我没想过幸福是什么。」或许，那份幸福，是再也无法实现的事，不如不说。

我们谈起小孩该不该滑手机，突然，她不说话了，眼睛定着，看着旁边，神情紧绷。原来小鲸鱼走远了，一位骑着脚踏车的阿伯经过，遮住了小鲸鱼的身影。下一秒，小鲸鱼重新出现，发现妈妈看着他，跑了回来。

小蝌蚪与小海豹也过来，抱着孩子，她露出放松的笑容。「真要说的话，大概是一家人一起好好生活，陪他们好好长大吧。」一家人聊起昨日睡前读的绘本，是一则老鼠做蛋糕给爷爷吃的故事。

幸福的反面，并非不幸，而是失去追求幸福的能力。幸福路该怎么走？要用爱与同理，或是恨与愤怒？王婉谕已经给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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