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的现实与焦虑：兼论台北市长人选
丘福隆
其一，有些人士直接地赖权力为生，或间接地攀附权力取利。若这次选举选错人站错边，他们会自认倒霉下次再来。若已经选对人站对边，却得不到期望中的利益，他们或许还能忍耐将就一次；如果下次当选者继续连任，他们还是和权力沾不上边，这时骂起来就很难听了。若连任者接着软弱无能施政不当，甚至砍削到支持者的权益，则当政者铁定没好日子过。这时，财路被断争权无门的部份立法成员会想尽办法寻找出路，或者议事不合作，或者争取行政权，或者藉媒体发言以壮大影响力。
其二，执政者势弱时，部份媒体与名嘴藉新闻自由大发利市：没当过一天官却随口训斥官员欠缺考量，或指导总统该当如何施政以救国救民；未确认事证便断论是非推演未来；没有专业训练亦胆敢无所不谈。
其三，选前大部份选民被选举造势与氛围所惑，不慎重评估候选人的素质与能力，选后才发觉执政团队少有才气且令人生气。执政团队弱大都与「任用官员有三怕」有关： (1)怕他来路不正，可能有未爆弹。(2)怕他才智不足，可能惹是生非。(3)怕他格局大太，可能成为后患。于是，保守胆怯的胜选者往往任用缺乏基层历练的教授学者以策安全。
然而，学者从政有重大罩门：理论挂帅，不肯多花功夫再三求证以确立实效；因缺乏沟通、协调以及领导的执行技巧与才气，以致于纵使有好计划也难以看到好变化。故此，学者当官往往没有「施政不只是科学技术，也是社会艺术」的观念，也不曾领教「魔鬼藏在细节里」的利害。
推动施政计划好比「将技术商品化」，务必通过研发改造的过程以及临床试验的考验。此时，只做过基础科研或理论推演的学者没有「将技术商品化」的能力，往往需要两年以上的洗脑与再教育（Deprogramming and retraining）才有机会转化为成熟的商品化研发者（施政推动者）。换言之，学者一旦当官，短期内或许可以提出好理论计划，却没有推动行政计划的经验与测试再三的作为，若在两年内仓促上路，必定纰漏百出。
目前被媒体与有心人士推捧的台北市长竞争者，连胜文与柯文哲，迄今尚未宣布参选，亦未经政党提名。他们都没有从政经验，也没有「会当好市长」的参考点。因此，一旦当选，可能随后发觉「他根本不是那块料」。
连柯两人率直善良，没有政客的伪诈嘴脸，但亦无主动寻求「服务人民」的初衷。连胜文出身政治世家，对政治操作从小耳濡目染，再加上交友豪气，甚有哥儿们群众基础。拱他出来的主力来自泛蓝支持者、权贵商界以及冀其维续家业的亲友。因曾遭子弹贯穿脸颊，万死一生的历险经验对他心理造成的创伤与长期效应仍未完全浮现。另方面，较常人广阔的阅历视野则应有助于其国际观与社交能力。
柯文哲无疑是位能够抓住重点也懂得「做成了才算数」的聪明人。蒙冤与愤怒形诸于色，是他考虑参选的原动力，不是一个健康的理由与开始。救治重症病患是柯医师的职业，锁定目标后便不被其他枝节所动是他的专业本事。目睹万条生命续绝的阅历使其练就出异于常人的人生观与对生命意义的阐释。若理想的市长必须沉着稳健、通情达理、调和鼎鼐、辩才无碍、通晓政经、幽默风趣诸此等等，柯文哲恐怕难以过关。另方面，独立思考就事论事则为他的强项。
或许，连柯两人先选择担任局处首长或副市长，累积一些从政经验，一方面可提供执政能力的参考点，另方面可除去选民对候选人包袱与背景的检验要求，然后再求更上一层楼，甚至直取大位，应该更为妥当适切。
找事不容易，找到会做事的人来做事甚至更难。大约两年内台湾将陆续推出七合一选举与总统大选。无可置疑地，选民们又将面临一序列「如何选出会做事公仆」的重大抉择，并使投下的每一票都算数。
●作者丘福隆，美国洛杉矶，生物科技业。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来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