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空姐的真心话:她是安妮,我的好姐妹!

作者李牧宜

母亲节那天脸书世界充满了爱,看着大家大餐鲜花照片,我问家里的小安妮,有没有text远在印尼妈妈,祝她母亲节快乐?她说:”I’m sorry….Everyday,everytime is more than mother's day to me...Everytime i can show it to her...Everytime i can pray for ...我也爱你,姐姐,和你的家人"

她是安妮,今年24,来自爪哇,高中学历。来台湾赚钱是为了帮哥哥机车、帮妈妈盖一栋房子,以及帮爸爸完成到麦加朝圣梦想。我们喜欢带她一起全家旅游、带她认识台湾文化、教她中文,聪慧的她学习能力非常快,每天用中文写日记常飞印尼的我,喜欢帮她买些家乡零嘴让他解解思乡之愁。

在家里我们跟姊妹一样,连我跟妈妈吵架都会找她抱怨,超聪明的她时常用她多思念家乡的母亲那套让我心怀愧疚。我们喜欢谈论宗教,我常请教她可兰经的内容,然后比较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理念的不同,她还曾经花了一整晚告诉我ISIS组织不是回教组织。有次我飞长班回来好累倒在沙发上,她会问我可不可以放一首relax的歌给我听?我说好啊!结果放出来是嗯嗯阿阿的伊斯兰教歌曲,让我无奈地大笑然后在嗯嗯阿阿的歌词间睡着。 她说三年前的她跟一批批「进口」的印尼移工没什么两样,到台湾时她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分配到哪里,会是怎么样的家庭? 老板会是怎么样的人?要照顾老人还是婴儿?她说:「捏着大腿跟着大家走就对了」我喜欢飞雅加达。雅加达和台北往返的客人通常分成几种:生意人特种行业、特种行业的头头外劳(俗称小乖乖),以及极少数的观光客(通常都是转机性质,到印尼的其他小岛)。今天的主题是小乖乖,他们是我们空服员最爱的客群之一,他们有礼貌、守规矩,眼神带着小小的恐惧、大大的不确定,手上一定拿着一个文件夹、没什么行李。只懂几句中文和英文的他们,通常只会用点头的方式回应我们所有的问题,如果他们不知如何表达,我们都会耐心打开餐盒,让他们清楚看见餐点的选择,或是拿高他们maybe最喜欢的饮料,让他们只要用指的就可以了。在飞航过程中他们习惯叫我们哥哥姐姐;大多时候他们都在睡觉,一半是因为晕机,一半是因为他们从家乡到雅加达骑了至少半天的车,已经累坏了。下飞机前我们通常会准备一些呕吐袋,他们几乎都是第一次搭飞机,某一部份的他们,或许连汽车都没搭过几次。下了飞机后他们大批人马直接在gate口排队集合,劳工局的人开始唱名,领号码牌。我们有时带着鼻酸拉着行李跟他们挥手说再见,这时我们下班了,他们也开始上班了。俗语说,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安妮说,来台湾帮佣一直是印尼偏乡女生的梦想,因为这里的薪水比她在雅加达领的还多四到五倍。但离开家乡到国外工作,赚了银子赔了幸福。除了必须忍受对家人的思念,许多丈夫在家乡外遇、家庭破碎。举例来说:安妮的朋友在新加坡帮佣多年后,回到印尼发现丈夫已经另组了家庭 ; 邻居奶奶之前的帮佣来自越南,签约还未满就紧急回乡,因为在家乡的孩子到了叛逆期,已经学会偷拐抢骗。在台湾帮陌生人把屎把尿,她错过了孩子最重要的教育。

安妮说在社区工作的他们已经算很幸福的一群,新闻上播报的那些性侵事件、压榨事件,在外地几乎是天天上演。工作满三年后他们可以回乡休假,看望家人。近乡情怯,开心细数日子的同时,怕的是要面对自己不能负荷的破裂。若不是到了无法生存地步,谁愿意飘洋过海,独在异乡身是客?安妮常说,她以为比较高的人不会想跟比较低的人说话(我想她所谓的高低是指社经地位,应该不是身高)。她的朋友们,大多都被仲介业者和雇主双层剥削,走出家门还要受到路人不友善的肢体眼神对待。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无意中为自己打造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形象,我们批评欧美世界歧视黄种人,我们自己是否做到了对他们最基本的尊重?「一份单纯的在乎会超越语言的隔阂」————刘安

附上我们一起在客厅缝扣子的照片。她是安妮,我们的异国小帮手,我的好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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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牧宜,华航空服员,有个人脸书。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网友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