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犯罪何能算小CASE
世新大学教授王晓波，一席二二八杀两万人是小case之语，引来各界挞伐，也突显出台湾对于政府犯罪的缺乏反省。
在威权体制之下，统治者或借由武力，或借由法律，或借由司法，而对人民所造成的迫害，除必须为冤罪的洗刷、名誉的回复与金钱的赔偿外，更必须对迫害者为究责以来还原真相，也算是给受害者一个交代。惟台湾解除戒严已超过二十年，对于此等转型正义的工作，步伐却显得缓慢。
对于过往残害人权犯罪的检讨法制，大概是在1990年代中期，由立法院所相继通过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与「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就前两者而言，乃借由成立专责的基金会，来负责案件的调查与赔偿事宜，惟此两条例仍是以国家无过失的基础为立法，不仅对于求偿金额有上限，且在不认为国家有错的前提下，自不可能有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公务员为求偿之规定，故此种金钱补偿最终还是得由全民为负担。至于回复条例，只是将被不当剥夺的公民权利加以回复，并非真正在洗刷清白，致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
而最能反应转型正义者，当属对于迫害者的刑事诉追，惟这种究责工作，却肯定比金钱赔偿更加困难。尤其这类戕害人权的结构性犯罪，就下令迫害人权者，若遭起诉审判，其可轻易以不知或未下令为屠杀行为等理由，来将责任推给下属；而就执行者而言，也可以依法令执行为规避。甚且在时间已经久远，证据更属难寻，则在强调罪疑惟轻原则下，必会造成治罪的困难。而即便扫除如此多的障碍，却马上面临追诉权时效已过或相关人等已经逝去的困境，致难以或不能为定罪。
针对残害人权的犯罪，若以被杀人数多寡来界定悲剧是大、是小，不仅有减轻或规避执政者责任之嫌，更将人命予以量化，而严重违反生命无价之普世观念。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