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时专栏：林谷芳》从汶川「援建」经验谈台湾

走九寨，为美景，但几次九寨之旅，回来后浮于心头的却更是其他：早期飞机未开航前陆路的艰辛，藏人处于此美景下的真实生活，当年红军翻越穷山恶水的历史遗迹。的确，少了人文，再美的景色也只是生命偶然惊艳的一瞥，无以长久触动你的心灵。

这次的九寨更美，但回来后萦绕于心的依旧是其他，而经过汶川地震区的所见，更成为此行最主要的记忆。汶川地震规模7.9，造成69227人死亡，17923人失踪，有37万人受伤，21.6万间房屋倒塌，损失达8451亿人民币，临时安置人口更高达5500万，其破坏性可以说是全面的，而以松潘高原的地处边陲，以大陆在扫贪之前普遍的纪律败坏，可以想见，目前的灾区如汶川、茂县等仍应百废待举才是，但事实却是，到这两个地方，所见的城市风貌，其清新明亮真让人难以与这场世纪浩劫连接起来。

何以致之呢？世纪浩劫，举世瞩目当然是个关键，但这在任何国家皆然，重建之路，总前路漫漫，却为何独独在此能大出你所料之外呢？其实，迅速复苏的关键更在于一个落实的措施──援建。

「援建」，是「援助建设」的简称，它近乎是大陆的专利制度，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是沿海、是东南、是城市，毕竟中国太大，锁国既久，大家已吃惯大锅饭，要改革开放，没办法大家一起来，只能先选几个杠杆点作为带动。

然而，这种做法却得面临一个根本问题，优先顺序的排比固是现实上的必须，但就国民该享有的发展机会来说，却就有人须「暂且」被牺牲。而说到牺牲，也的确，就因这种功能性的措施，反而拉大了贫富、城乡、中心边陲之间原有的差距，带来了更多的不平等。

援建，正是在这背景下的有效因应措施，由中央指定发达地区支援建设特定的边陲地带，而此次汶川灾区，更就「一省帮一县」，例如茂县就由山西，汶川就由广东主要支撑起来。援建中还包含人才的交流，开发地区的官员到边区挂职，边区官员到开发地区进修，有了对比性参照，当事人在许多事物上当就能开阔许多。

这样的援建政策有赖中央的强力主导，在一般西方所谓的民主社会中这基本不可能。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调节是透过背后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机制来完成的：你不想老死边陲，就会往城市移动；你受不了高房价，就会往乡下定居。在此，人总是朝着他所认为的最有利方向移动，而国家的任务也只在让这移动更顺畅、更平等。

这种理念有它的哲思背景，有它对生命主体的彰显。但问题是：人的先天处境可以有巨大的不同，社会环境又远比你能想像的复杂，想移动，未必动得了，甚至先天的落后已使你不会想到可以努力去移动。

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吊诡之处，它看来彰显了人的主体与可能，但其实更保障了占有先天优势的精英，于是，如自由主义者所倡言的，人在不设限下会寻求自己最大可能的信念，也常仅只是个信念而已，毕竟，受限于既有条件的个人，往往还没「自由移动」至中心时，就已在边陲死亡。

就如此，汶川地震的重建如果放在一般资本社会恐就遥遥无期，受难者只能自认倒楣，多数人须远走他乡，到异域流浪奋斗，而最大的可能就是被「自然淘汰」。然而就因援建，许多人却能在自己成长的土地看到希望，在过去的记忆中想像未来。

在台湾，资本市场、自由主义一直以来都享有它先验的正当性，提起国家，一句国家机器就可将它嗤之以鼻，但所谓「药毒同性」，一个制度是药、是毒，原不是能孤立于外缘而自己说了算的。就如「援建」，看大陆的许多作为，我们得放在大陆的社经文化来看；而谈台湾，我们也得反省所谓民主制度的先验优越性是否正是我们思维的盲点，也才可能从自以为是的惯性中解套。

（作者为台北书院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