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文官体系何以陷入了平庸之恶？

何佩珊请辞劳动部长获准前，于立院询答时表示，想找出是否官僚科层体制出了什么问题才导致悲剧的发生。图／本报资料照片

一位公务员之死，在国内引起热烈讨论，何佩珊请辞劳动部长获准前，于立院询答时表示，自己想找出是否官僚科层体制出了什么问题才导致了此一悲剧的发生，像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所提的「平庸的邪恶」，是否普遍存在官僚体制当中，而成为悲剧的来源。何前部长这一席话值得深思。

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是犹太人，历经二战纳粹的迫害流亡海外，战后她发现当年执行纳粹暴行的人，并非大奸大恶之徒，而是平凡的人，他们每天只会不经思考的执行上级的指示，这种不经思考，不倾听良心，只服从体制者就可能就会落入「平庸之恶」。由此可知，一个社会、一个组织如果多数人都缺乏思考能力，不倾听良心的声音，只配合体制安排，那将是一大危机。

何前部长这一席话寓意深远，过去，我们的文官体系是很会思考的，1990年行政院要推六年国建计划，由于六年国建预算高达8.2兆，当年文官直言财政负担沉重，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后来预算遂降为2.7兆。1996年秋天，时任总统李登辉巡视台塑六轻时，指示隔离水道宽度可研议由500公尺缩减为100公尺，当时的工业局长尹启铭重申工业局的要求仍是500公尺，他常说：「对的就应该坚持到底，不能黑白不分。」那年代我们看到的文官总能以专业思考，勇于提出不同的看法，因此没有犯下平庸之恶。

再如，2000年政党首次轮替之初，多数文官还是秉持专业，给执政当局建言，谈到能源政策仍坚持核电的必要，谈到美国对我们施压仍会斥责美方的霸道，至于谈到两岸政策，更会示警要当局放宽视野，以免「时不我予」。彼时我们同样看到文官的勇敢，明知建议可能不见容于当局，仍提出自己的看法。那时，一位国贸局长会认为贸易政策担在他肩头上，一位工业局长也会以国家产业发展为己任，他们不是部长，然而较之今天的部长更有视野与勇气，这样的文官体系自然也远离了平庸之恶。

遗憾的是，历经多次政党轮替之后，随着部会首长逐年空降，恢宏的文官士气日渐消沉，多数高阶文官如今只会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甚至说一些不专业的话，正所谓「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他们并非无知，只是缺少勇气，试想身居高阶文官而说不专业的话，岂不可笑？其下属会怎么想这位长官？文官体系还恢宏得起来吗？自然不行，如此文官，面对政治任命的首长还能说真话吗？自然不敢。久而久之，就可能陷入汉娜．鄂兰所提的「平庸之恶」，不思考，不倾听良心的声音，只服从体制的指示，此一风气看似平常，却隐藏着极大的危机，小则官箴败坏，霸凌成风，大则动摇国本。

平庸之恶不只潜伏于政府部门，只要是一个组织，一群人聚集的地方都可能出现，只是发生在政府部门时，其影响更为深远。试想，当国家大政方针都由一群不会思考、唯命是从的文官来执行，悲剧怎可能不发生？

一位公务员之死，除了让我们想到政府部门的霸凌问题，更该让我们思及如今文官系统性的困境，然则文官系统性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很明显，空降者、酬庸者愈来愈多，是根本原因。昔日学者，即使取得甲等特考，仍得在局、处、司多方历练，得熬个八、九年才能当上部长，学识与专业兼而有之，由其主持部务，士气恢宏，人才辈出，如此历练出来的局、处首长对于政策多能侃侃而谈，对于立委毫无惧色，对于媒体也欣然受访，基层文官见其风采，有为者亦若是之心生矣。反观今日，部会首长空降者居多，没有历练，何来专业，没有专业如何洞察人才，又如何拔擢有能力的高阶文官？此理甚明。试看今日署、局、处、司首长几人识得？能论列政策得失者百无一人，长此以往，文官士气如何不低落？光怪陆离之事如何不发生？

我们认为，只去处理霸凌问题，那是头痛医头，霸凌生于消沉的文官体制，而消沉的文官源于日趋失控的空降、酬庸文化，此风不改则文官体制不可能健全，文官体制不健全则平庸之恶难以消失，悲剧仍会继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