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台湾的危机在文官不敢言

工商社论》

《说苑》记载，晋平公问叔向曰：「岁饥民疫，翟人攻我，我将若何？」对曰：「岁饥来年而反矣，疾疫将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于此者乎？」对曰：「夫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顾宠于小官而君不知，此诚患之大者也。」

说苑此篇记载西元前六世纪，春秋时代晋平公和大臣叔向的对话，由上述对话可知，当时晋国不太平，庄稼收成不好，又遇上疫情，还有北方狄人攻击的威胁，可谓四面楚歌。面对君王如此提问，一般人应该会就如何恢复生产，解决疫情，加强国防分别提出看法才是，然而叔向却认为这三者不足为忧，国家的最大危机是在于臣子们不愿言、不敢言。

非常巧合，西元前六世纪晋国遇到的三件事，此刻我们全遇到了，他们是收成不好，经济困难，今天我们通膨还未结束，经济下行风险又升高，国发会主委龚明鑫日前已表示9月景气可能会由绿灯转为黄蓝灯。其次，当时晋国遇到疫情，如今我们也有疫情，近来虽和缓一些，国境也已解封，惟疫情的威胁仍是挥之不去，如影随行。

更巧的是，晋国当时面临战争风险，如今台湾面对两岸战云密布，役期延长已箭在弦上，为人父母者正为此忧心不已。同样面对这三大威胁，台湾社会忧心忡忡，近日股市大跌不正是反映这个忧心吗？然而，如果叔向看到今天的台湾，想必他也会说，今天台湾最大的威胁不在于通膨和衰退、疫情或战争，而在于文官们畏罪不敢言，若文官们直谏敢言，那些经济、国防、疫情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举个例子，2000年以前，我国中央政府债务余额不过1.3兆，占前三年平均GDP不过15.7％，但当年主计长韦端却已提示政府已面临财政困难，经建会副主委李高朝更示警这不只是财政困难，而是财政危机，双方为此还在报纸上论战。相较于当年，今天我们中央政府债务已升至5.7兆，占前三年平均GDP也达30.0％，债务压力更上层楼，却未见内阁、文官有所警告，反而常听到政府大员说我们有多少岁计賸余，税收又如何超征，财政收支又创二十年首度平衡等等，全是好消息，殊不知近几年特别预算一编再编，举债规模年甚一年，若2000年之前的情况已算财政困难、财政危机，今天难道没有财政困难、财政危机？为何不见阁员、文官站出来给政府提个醒？

再举个例子，2000年民进党执政之初，对于核四是否续建，当年除了由经济部长林信义召开13场「核四再评估会议」，让各界畅所欲言，文官也可以就自己的专业去评述核电、再生能源的优势与困境，资讯充份公开以让社会理性对话。然而，近年有关能源问题，几已成一言堂，文官还能如二十年前一样依专业畅所欲言吗？而这个不敢言的官场文化，若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必让执政者愈来愈偏听，如此对国家岂是好事？

在执政者日趋强势下，昔日得以畅所欲言的文官文化变得愈来愈沉默，如同叔向所言，「畏罪而不敢言」者愈来愈多，这里的畏罪倒不是一定会被降罪，而是同侪如此，我何必与人不同的一种内化心理倾向，久而久之，附和者日多，讲真话者日少。例如，去年通膨早已山雨欲来，但所有官员都以通膨要具备全面性、显著性及持续性三条件才算，深怕说出通膨二字犯了忌讳。相反的，近期总体数据成长率明明已趋缓，统计部门却经常强调总体数据（指数、金额）创新高、次高，好像前景一片大好，事实上，总体数据本是递增的时间数列，创新高只是本然，何须强调？该关切的是成长率才是，此一基本常识，发言的文官岂会不知？

上述这些例子说明，如今我国官场已如叔向所言：「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台湾如今面临衰退、疫情及战争的威胁，这些威胁是看得到的，看得到的不可怕，因为看得到便会想办法去因应，相反的，沉默的文官文化日甚一日，这个威胁是看不到的，看不到的更可怕，因为没有人在意。试想，当文官们凡事遵循上意，不敢逆麟直言，执政者固然快意于一时，但由于偏听日甚，自然难以宏观全局，长期必陷入不可自拔的牢笼，如叔向所言：「此诚患之大者也。」

我们认为，相较于衰退、疫情及战争，「畏罪而不敢言」的文官文化是更大的威胁，只有尊重文官们的专业，给予文官们发言的自由空间，台湾经济社会才能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认清方向，行稳致远，开创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