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当前政务官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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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部会首长在立法院的谈话常令人感到惊讶,不是答得支支吾吾的,就是答完后令人瞠目结舌,例如主计长朱泽民被询及蚵仔面线一碗多少钱,他竟然回答20块钱左右,遭各界批评为不食人间烟火。

另外,国发会主委龚明鑫被立委询问有关美国政府要求台积电提供库存、订单等商业机密资料,美方这样做合不合理?政府该如何因应?龚主委始终低调表示:「这只是外电的报导,要再了解实际的情况才能回答。」主委答得支支吾吾,立委听得火冒三丈,会场气氛一度凝重,这件事直到当天下午龚主委致电台积电了解情况,对外说明之后才比较明朗。原先未置一词的政府大员们,这才纷纷跳出来表示会力挺台积电、做台积电的后盾。内阁官员对美方之噤若寒蝉,于此可知。

部会首长、政务次长都是政务官,对主管的业务不但要熟悉,甚至也要有随时应答的能力,1990年代台湾年年遭美国政府列为特别301名单,对于美方屡屡指控我侵犯美商智慧财产权,将我列入名单,当年经济部长江丙坤依据法理,驳斥这些指控,丝毫没有因为美国是大国而畏怯,其从容神态恍如昨日,让人记忆至今。

其实,何止政务官,当年国贸局长也是极有份量的,1997年初台美第12回合入会(WTO)谈判在台北举行,经过一下午的谈判,国贸局长林义夫步出会议室,立即召开记者会痛陈美方不守信用,片面推翻过去三年谈判的共识。这样的大事于次日自然出现在各报重要版面,对于林义夫的表现,媒体推崇为「义夫当关,万夫莫敌」,国贸局长并非政务官,然而当年国贸局长的份量,实非今天部会首长所能企及,反观近年官员们谈判出来,除了表示会谈气氛良好,其余内容则不甚了了。

美国政府的强势,半个世纪以来始终如此,我们政务官在心态上自不必如此恐慌,昔日政府官员从容出入,能有如此气度,反而让美方为之折服,今天我们若在态度如此畏缩,以后岂不让美方予取予求?这一点是今日所有政务官必须明白的。

昔日政务官不只是对外敢言,身为部会首长在内阁中也知无不言,尹仲容担任经济部长时,于行政院长俞鸿钧主持的院会,也常常直言不讳,偶尔还会打断俞院长的谈话说:「你还是让我来说吧!」以之对照今日,行政院院会上有人敢对院长的谈话异议吗?有人敢打断苏贞昌院长的谈话说:「你还是让我来说吧!」看来,应该是没有的。

不只尹仲容如此,李国鼎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适逢第一次石油危机,行政院又推动十大建设,入不敷出,政府债务急剧升高,为此他向行政院长蒋经国建言不要高估国家财政能力,一旦破坏了财政收支平衡,可能会引发恶性通膨,然而,蒋经国为降低民众生活负担,主张取消盐税,而李国鼎却基于健全财政表示反对,阁员和阁揆为此辩论,最后李国鼎请辞财长,然而依旧为蒋经国所重用,转而以政委身份致力于推动新竹科学园区,并于1986年促成行政院开发基金投资1亿美元成立台积电,力邀张忠谋主持台积电,今日台湾能有台积电,李国鼎居功厥伟。

如今台湾得以迈入已开发国家之林,得以有所谓的护国神山台积电,人均GDP得以达到30000美元,那不是两、三年台商回台带来的,也不是扩大公共建设成就的,更不是喊几句口号所推升的,而是当年这些有担当的政务官、文官竭尽一己之所能,积极任事,勇于和阁揆论政,勇于和美方谈判所赢得的。然而,如今内阁还有这样的政务官?还能培养出这样的文官吗?大概已不可能。

今、昔政务官的格局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有政治上的因素,也有任用上的原因,前者很难改变,后者尚有可治之法,后者的毛病就是空降比例过高,任期太短,须知,空降则业务不熟,业务不熟则遇事不决,发言支吾其词,如此倘能历练几年犹可挽回,若内阁动辄改组,则恐怕业务还没上手即已下台,如此历练既然不足,能力自然有限,思维疏漏,发言欠准,遇事闪躲,理之必然也。

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是连续的,不是跳跃的,从台积电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到,政府每一个决策都是在累积存量,都在创造历史的连续性,过去创造了今天,而今天也将创造未来,能否累积更多的资本存量,厚植台湾经济,政务官的能力、勇气至为关键,只有多出几个尹仲容、李国鼎,我们才能有光明的未来,若阁员依旧缺乏勇气、担当,喜于迎合,怯于直言,不敢拂逆上意,则台湾前景十分堪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