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
黄炎培一家在安儿胡同
黄炎培六十岁照片
黄炎培先生（1878-1965）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等，举人出身，是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学者、教育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职业教育的奠基人，也是根据中国国情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杰出典范。1913年他在参加同盟会、追随蔡元培先生推进中国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即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提出了有关职业教育的系统思想和主张。指出，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应该紧密联系。早年即提出：“劳工神圣、双手万能”口号，其思想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席卷全球（包括“十月革命”后的前苏联）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潮的影响，但其主要出发点是针对中国社会和教育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并在新中国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担任过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
首先，其倡导的职业教育是面向大众的生存教育，是在社会大教育视野中的大职业教育思想。着眼点是民众能够安居乐业和国家能够富强，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实现这一理想。只要能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社会进步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其次，其在多年从事的各级各类教育实践及多项社会工作中，对教育的理解是全方位的和透彻的。他早年做过县视学、创办并主持过中小学的管理、办过师范传习所和民众劝学所、执教过上海的城东女学和丽泽书院等、后相继在江苏教育行政部门和江苏省教育会主持工作或担任领导职务、着手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等、做过东南大学和私立青岛大学等的校董；参与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厦门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等的筹建；其间他还担任过江苏省谘议局议员、教育部“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组织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董事、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1949年以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因而，他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传统和现实的教育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与社会的真实生活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其中各类教育中的职业培养问题和职业教育中国民基本素质问题是他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
第三，他非常注重非政府、非正规的社会教育组织所起的联络、协调、互助、合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早年他曾与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于1917年在上海创建和领导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当时著名的《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强调指出：“今吾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认为只有发展中国的职业教育，才能促使中国社会和谐有效地发展。依靠这一专门的教育社团，他几十年不懈地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大声疾呼、积极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特色鲜明的教育思想，也为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第四，他注重对职业教育问题的多角度探索，利用他与蒋梦麟、陶行知等共同创办主持的《新教育》月刊等，大力宣传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验。不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职业教育不但是资本制度下的产物，而且还是封建制度下的产物。但他本身是平民化的，是为解决平民生计问题而产生出来的，是进步的。”既说明职业教育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和历史经验，也说明职业教育是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此外，他还非常重视学习当时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并以此作为制订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的重要借鉴，为职业教育发展拓展了视野；而且，他还指出，初中等学校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要使受教育者学习和掌握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使人“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在对国民进行的最基础的教育中，应主要“授以生活所必须之普通知识技能而已。”
在他看来，职业教育是与人的基本需求——生存紧密联系的，他甚至用“本能教育”来突出这一思想和主张。与20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的“学会生存”理念如出一辙。他提出的“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的“三预备”思想，既包含了一个世纪以来全球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也显示了他对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生产进步，以及人力资源关联的先见之明。他主张，职业教育就是要“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众的义务”。可见，他认为，职业教育也是公民教育的重要任务。
尤其值得钦佩的是，他和当时一大批著名教育家，如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都亲自参与、主持过教育改革的实验，不屑地位和待遇的诱惑，贴近教育一线和贫民大众。他本人曾参与创办、指导了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南京女子职业学校、四川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业余中学，以及在上海的七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和一个职业指导所，积累了丰富和多层次的职业教育办学经验。因而，其理论不是空洞、脱离实际和高高在上的，而能与教育界和整个社会的需求与发展相吻合。（程方平撰文）
作者介绍：
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81年到中央教科所工作至2011年，曾任研究员、博士后工作站导师、民选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部（包括高教、成职教研究中心）主任等。其间在北师大获博士学位，创办教育与科普研究所和私立华诚学校，任所长、总校长。参与创刊《教育文摘周报》、《教育情报参考》等，参加教育部有关立法、民族教育、职教、教师教育、督导、高校评估、学校认证、高中教育等调研。著有：《新师说》、《教育情报学简论》、《隋唐五代的儒学》、《辽金元教育史》、《中国教育史》、《中国教育制度沿革》、《世界教育大系：中国教育》、《民族教育史》、《新中国教育调查回顾》、《教师问题的国际视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教育卷》、《国外教育行政管理研究》、《国外教师问题研究》、《中国教育问题报告》、《佛道诗歌总汇》等。
同题问答：
本站教育：百年来中国称得上“教育大师”的人并不多，请问怎样的人可以称为“教育大师”？
程方平：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有深刻的认识，在教育发展中有引领思想、促进改革、推进实验、人格影响等方面的划时代作用。
本站教育：黄炎培提出的教育思想，核心理念是什么？
程方平：职业教育是生活准备教育；目的是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社会化”、“科学化”和“平民化”是三个重要原则、指标和参照系；“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是途径和方法；进行“敬业乐群”教育和职业道德训练是国民基本素质教育中道德和社会规范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站教育：这些理念，对当今中国教育有怎样的参照意义？
程方平：在当今遇到职业教育的危机和挑战时，黄炎培先生当年的理想和实践依然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因为，其倡导和实践的职业教育，是根植于中国社会、贴近广大工农民众的实际需求的，是依托中国社会各行各业支撑的民族化和本土化的重要教育探索。回想近年来，在我国，职业教育是与文化教育割裂开来的，甚至到了大学毕业，学习者仍没有对职业的感觉，整个正规教育就是“远离职业的教育。”对此，黄炎培先生早就提出过批评和建议。他说：“今之学子，往往受学校教育之岁月愈深，其厌苦家庭鄙薄社会之思想愈烈，杆格之情状亦愈著。”“中国现实之教育，绝无能解决生计问题之希望。”“不惟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且将重予关于解决生计问题之莫大障碍。”鉴于此，学校所教所学应“以实用为目的”，“渐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使学习者能获得最基本的就业生存知识和技能。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出路在于“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为适于职业之准备。”
本站教育：您认为，中国教育改革最应该关注什么问题？
程方平：首先是解放思想、提高素养、明确目标，了解中国教育自身的问题和优势，尊重教育规律，并通过大胆探索、立法保证、科学实验、公正评价等，为真正的改革提供适宜的环境和条件。
本站教育：您理想的中国教育制度应该是什么样子？
程方平：具有“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理想坐标，以建设科学、融通的现代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为中长期目标，能够激励探索“以人为本”和素质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使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黄炎培简介：
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1965年12月21日），字任之，别号抱一，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他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动家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他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以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炎培语录：
1、教育曷贵也？语小，个人之生活系焉。语大，世界国家之文化系焉。
2、今后中国教育政策应着重哪几点？ （一）应充分发挥民主精神。 （二）应普及全民。 （三）应与人民生活结合起来。 （四）应注重实用科学。
3、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人不能舍此家庭绝此社会也，则亦教之育之，俾处家庭间社会间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而已。
4、办职业教育，不但着重职业知能，而且还要养成他们适于这种生活的习惯。
5、自社会生活方式采分工制，求工作效能的增进，与工作者天性天才的认识与浚发，进而与其工作适合，于是乎有职业教育。
6、职业教育，以教育为方法而以职业为目的者也。施教育者对于职业，应有极端的联络；受教育者对于职业，应有极端的信仰。
7、职业教育目的：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8、职业教育，将使受教育者各得一技之长，以从事于社会生产事业，藉获适当之生活；同时更注意于共同之大目标，即养成青年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优美之感情，不惟以之应用于职业，且能进而协助社会、国家，为其健全优良之分子也。
黄炎培年谱：
1878年10月1日（清光绪四年九月六日）出生川沙镇内史第，早年父母双亡。
1887年随外祖父发蒙，接受传统教育。迫于生计，年未弱冠，即在家乡任塾师。
1899年时在松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
1901年入南洋公学﹐选读外文科﹐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
1902年后又中江南乡试举人。
1903年返乡兴办小学堂。期间，开始接触严译《天演论》等新学书籍。次年在乡办校，因鼓吹反清被逮捕，一度入狱，在江苏巡抚“就地正法”批文到达一小时，由基督教外籍牧师保出，逃亡日本，一年后事息归国，继续兴办学校。
1905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先后创办和主持广明小学和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在爱国学社、城东女学等新教育团体和学堂中任教，并参与发起江苏学务总会。辛亥革命后，任任为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后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全面规划建设了省立高、中等学校和县立小学，省教育会副会长，上海申报馆旅行记者。
1908年与童世亨等共同创办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浦东最早的供电设施。
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
1914年2月至1917年春，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个月。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座学校，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尤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
1915年4月，随农商部“游美实业团”赴美报聘，考察教育，撰写《旅美随笔》。黄炎培还到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考察。每次考察均有记录，并结集出版。他认为办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开好药方，做到对症下药。“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所以，他都是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进行考察。
1917年赴英国考察，同年5月6日，联络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此后数十年时间的教育和社会活动主要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来展开。
1921年被委任教育总长而不肯就职。曾参与起草1922年学制，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和筹办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筹备主任（现河海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创办《救国通讯》﹐宣传爱国主义﹔组织上海市民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支持淞沪会战。
1941年，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治同盟，一度任主席。
1945年又与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同年7月应邀访问延安。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如实介绍延安。
1946年在上海创办比乐中学，探索兼顾升学和就业双重准备的普通中学。
至1949年前，先后又创办重庆中华职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校等。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骨灰安放于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夫人姚维钧的骨灰也安放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