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之来 难有中道立足空间
纪念馆设于台北市中心南海路，原址是1931年落成的台湾教育会馆。1945年台湾光复后，借用教育会馆作省参议会办公场所，二二八期间，台湾省参议会牺牲惨重，教育会馆因此成为二二八的历史见证。
2006年7月，教育会馆被核定为二二 八纪念馆馆址；2011年2月28日开馆营运。我去那天是3月27日，刚好营运一年。纪念馆外墙上挂着周年纪念活动「二二八人权影展」的大幅广告，展出26部人权纪录片，可谓声势浩大。
跨入一楼门厅，最招眼的是百合花，墙沿百合花怒放，廊柱百合花环绕；各处指示牌，画的也是百合花。百合花简直成了展馆的标志物，烘托出整个展馆的主调：宁静、优雅而忧伤。
纪念馆一楼的多功能展演厅，很多重要的追悼仪式都在这里举行。二楼主题展室一幅铭牌引起我的注意，它说的，正好是我想说的：「历史曾经幽暗难明／恐惧亦曾深深笼罩／但民主为光源／照进尘封的档案／揭露真相／铭刻历史」。
可能因为当天是工作日，台湾人都要上班，大陆客则对二二八纪念馆没太大兴趣，所以整个展馆静悄悄的，几乎就我一个游人。我静静地走，静静地听，展室四围挂满巨幅画像，受难者栩栩如生地环视着我，我仿佛在他们中间穿行，在跟他们的灵魂对话。
作为一个曾经的历史研究者，对二二八的前世今生，当然不会陌生。但尽管如此，亲历二二八纪念馆，还是让我大开眼界，收获了很多闻所未闻。
印象中的二二八之变，跟当今的「突尼斯革命（编按：茉莉花革命）」差不多，都是街头小贩遭遇国家暴力，然后群情激愤，官逼民反。只不过突尼斯革命成功了，二二八失败了。但二二八纪念馆披露的史料告诉我，这只是历史的一面。历史的另一面是，二二八同时也是一次流产的政治变革。
变革的动力来自台湾民众。一方面，国民党统治腐败无能，「劫收」狂潮席卷全岛，社会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举一个例就够了：国民党接收后，台湾刑事发案率一年内剧增26倍之巨。深受其害的台湾民众，怎么可能不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国民党接收台湾后，对本地人公然歧视和排斥。行政院《二二八研究报告》对此论述颇详：「就政治上言，日据时期台人无论在行政上、专业上及技术上均难获公平地位。台湾光复，不少台人抱有幻想，认为此后应可自治，当时有些知识分子以为台湾光复后将由台人治理台湾。」
台人幻想终遭血洗
台湾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因此空前高涨。1945年台湾首届「参议员」选举，30个席位，角逐者多达1180名。他们以为台湾当局真的把他们当自家人，事实却很快击碎他们的一厢情愿。陈仪长官公署9个重要处会18位正副处长中，只有一个副处长是台人，县市长中只有3个是台人。台湾其他官营机构，台人甚至欲求小小主管而不可得。更令台人深感羞辱的是，国民党接收后，立即宣布国语为唯一通用语言，取缔日语。原来习用日语的绝大多数台人尤其知识分子，几乎一夜之间沦为文盲，个人上升通道随之中断。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台籍政治精英会力主县市长直选，推行地方自治。他们无非是想突破政治垄断，为个人，也为所有台湾父老争取更多公平发展的机会。
有这样普遍的社会心理做基础，二二八事件自不难迅速转向，从最初的民众暴动，迅速转向政治变革。民众自治机关「处置委员会」公布的「32条要求」，政治方面的第一条，即为「制订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另有如下要求：县市长直选，县市参议员同时改选；除警察机关外，不得逮捕人犯；禁止带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集会结社绝对自由；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等等。
但是，台湾民众的民主要求，并不曾进入政治中枢的视野，而遭遇国民党当局的层层阻截，国民党情报机构尤其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呈送蒋介石的情报中，极力扭曲事件的性质，渲染事态的严重性。蒋介石确信事态严重，决定镇压，跟情治机构的刻意误导有很大关系。
在台湾民众一方，其实最怕决斗。道理很简单，早不是冷兵器时代，手无寸铁的平民拿什么跟国家机器决斗？处委会到处解释二二八，恳请各方了解真相，消除误会。但所有解释都归于无用，血洗台湾已经是最高决策，不可阻挡。3月7日，陈仪致电各县市参议会，承诺启动以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改。3月8日，他的幕僚张慕陶发表讲话，「愿以生命担保中央决不调兵」，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欺骗，都是缓兵之计。冤沉海底，60年后才逐渐大白于天下。
然而，死者长已矣。
二二八大屠杀到底杀了多少人？今天仍众说纷纭。我到台湾时，台湾老军头、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刚放言，说二二八死难者不过区区百人，严辞抨击论敌夸大其词，伤亡过万纯属虚构。郝柏村此说令台湾舆论大哗。一位台湾朋友当天晚上就给我发来一篇文章，以亲身经历反驳郝柏村。
精英之劫怵目惊心
在批评者看来，郝柏村的问题不仅在于其死亡数字不靠谱，更在于其面对历史大悲剧的轻佻。没有道歉，没有忏悔，惟有强词夺理。这跟台湾现在所处的时代，跟台湾所达到的精神高度，跟台湾社会所达成的文明共识，实在落差太大。
批评者跟郝柏村的主要分歧，或者说批评者所最痛心的，不仅在于死难者之众，还在于死难者多为当时台湾社会的精英。台湾二二八之劫，亦可称作台湾历史上空前的精英之劫。
二二八一役，台湾精英，几乎可说是委地以尽。这对台湾的民气士气，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此后20多年，台湾社会一直处于低迷乃至萎靡状态，到了70年代才开始重振，反对运动才重新上轨道。
而对我个人来说，最怵目惊心的还不是通常所称的精英之劫，而是死难精英中多数属于议员、医师、律师一类的中产精英，属于奉行理性、和平原则，试图弥合官民裂痕、调停官民冲突、避免最大社会成本的中道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