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押应是最后手段
林益世被以五千万元交保后，特侦组依《刑事诉讼法》第416条第1项提起准抗告，遭台北地院裁定驳回，因依《刑事诉讼法》第418条第1项，此种裁定不得为抗告。而除非特侦组发现有逃亡或湮灭证据的新事实、新事证，致再向法院声请羁押，否则在有罪判决确定前，林益世即有人身与行动上的自由。则在有诸多前例可寻，且审判期间又属漫长下，现行替代羁押的手段，果能有效防止逃亡？
林益世所触犯者，为动辄七年以上的受贿重罪，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01条第1项第3款，只要涉及法定刑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之罪，即便无逃亡或湮灭证据之虞，仍可仅以涉有重罪为由来羁押。惟如此的羁押理由，不仅易使羁押成为逼使被告自白的手段，更属有罪推定，致使羁押成为预先性的刑罚，致一直有违宪的争议。
而在陈前总统所声请，并由大法官所做出的释字第665号解释里，虽不认为此种羁押事由违宪，却也认为，针对此类重罪，法院仍须考量是否有逃亡、湮灭证据或勾串证人之虞，才得羁押被告。依此而论，林益世既然已遭起诉，代表检方已经搜证完成，若以湮灭证据之事由为羁押，显难圆说。又基于羁押侵害人权的严厉性，防止被告潜逃，自应将之当成是最后，而非最优先手段。因此，台北地院驳回特侦组的准抗告，于法、于理并无不合。只是借由高额的保释金及定时向警局报到的机制，是否可与羁押达于相同的效果，却有探讨之余。
由于每个人对金钱的感受程度及经济状况不同，关于保释金额的多寡，若采取一致的标准，对无力缴纳的被告而言，就会造成不公平。所以保证金的额度，势必得由法官根据个案不同来为量定。就林益世而言，若从其所犯之罪及不法利益所得来看，当然必须处以高额的保释金额，只是若从其家人能在短时间内，即能凑出五千万来看，却显现出其财力与资力仍属雄厚，如此的保释金额是否足以防止逃亡，自让人产生怀疑。
所以光有保证金的缴交尚不足够，受命法官亦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16条之2的规定，要求林益世每日向所在的派出所定时为报到，以更有效来防止其潜逃。惟一旦不报到，虽对其通缉以再为羁押，但于此时，恐已无济于事。就算法官要求警察随时注意保释者的行踪，但在人力监视有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下，必会产生监控上的漏洞。而在此次台北地院在审理准抗告时，曾有是否采行电子监控来防止潜逃的传闻，惟目前法有明文得施以此种监控者，仅限于性侵害的缓刑犯与假释犯，而未及于交保或限制住居的被告，基于程序法定原则，法院自不能逾越法律，而擅自对被告为电子监控。
总结来说，羁押确实最能有效防止被告逃亡与湮灭证据，自成为检察官的首选，只是本于无罪推定，羁押却须是最后的手段。因此，法院驳回特侦组的声押请求，不过是「慎押原则」的反应。只是在人权保障深化的同时，法制上却未能为防逃机制，尤其是电子监控等的配套，自不免产生争议。这也是主事者须借此机会，而来亟思改革之道。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