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听该有更严格的规范
▲华盛顿邮报：马总统带头监听，台湾深陷「水门案」恐慌(图/华盛顿邮报)
马、王风暴引发特侦组是否滥权监听的疑云，尤其是每年有超过一万五千件的监听票核发，更让民众陷入通讯权是否随时遭侵害的恐慌。而这其中的根源，正在于现行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的规范缺陷。
依据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5条第1项，司法警察或检察官只在有事实足认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犯有重罪，且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秩序而情节重大，并不能或难以其他方法搜集证据时，才得向法院声请监察票。如此的规定，看似严谨，却因法条用语过于空泛与不确定，致使法官仍有相当大的裁量空间。尤其若以目前核准监听票的比率超过八成来看，法院实已成为检察官的橡皮图章。
又关于监听期间，依据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12条第1项，一次最多虽仅三十日，却无延长次数的限制，若法官又未能严格把关，侦查机关就可能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为无限期的监听。其次，执行的司法警察虽须向法官为定期报告，以期能有效防止监听遭滥用，惟此种监督乃属被动，能产生多少抑制作用，实有疑问。更可议的是，根据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16条第1项，竟将检察官亦列为监督者之一，则在其可能是监听票声请者的情况下，如此的设计，不啻是球员兼裁判，致不可能产生任何的监督效果。
而关于监听所得的资料，原则上是不得提供给他机关或个人使用，惟依据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18条但书，却又明文，若有符合他罪或法律另有规定等之场合，仍例外可为提供。如此的规定，实有违目的外使用禁止之原则，更难防止侦查机关仅以声请一张监听票，却通吃所有案件的情事发生。此次特侦组的作为，不过是将此等的弊端给完全显现出来。
既然监听遭执法机关滥用的现况，乃肇因于通讯保障及监察法诸多的瑕疵与缺陷，立法者自应对此法为整体性的检讨。惟在修法未完备前，法官于对监听票的核发，就须做好守门员的工作，同时，在面对检方所提出他案监听所得的证据时，法院亦不应比照另案扣押的宽松标准为承认，而应以最严格的基准为审视。惟有如此，才能迫使侦查机关减少监听的使用。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