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遭爆「栽赃抓毒」！为了绩效笔录加料 法官直接打脸
▲警察的捉捕逻辑，其实也是一种「汰弱机制」，只有最弱的人会被捕获，而劳工阶级正是用药者中相对弱势的一群。（图／镜周刊提供，下同）
图、文／镜周刊
「绩效」是一道紧箍咒，让警察为达目的，开始游走法律边界，「为了可以移送案件申请分数，嫌疑人身上搜到的毒品毛重（外包装加上内容物）不够，就（警察）自己加料。」任职警察多年的金旺（化名）苦笑，「不要以为这是古早才有的事，这是现在进行式喔。」另外为了能凑成「组织犯罪」增加分数，「主管也会明示暗示你：『要不要再查一下？要不要再加一点？』」
在南部任职的王姓检察官也曾遇过，毒品买家冒用第三人名字当收件人。被冒名的第三人的确无涉贩毒，却仍遭警方以共同被告名义移送，「因为多一个人，（警察）分数比较高。」
像阿銮这样被警方「加料」办案的个案并不罕见，听闻阿銮的经历，在台中执业的律师陈昱龙回忆，他曾经接过的一个毒品案件，「警询笔录写着『跟某某某购买5公克毒品』，法庭上我问当事人，你怎么知道有『5公克』？当事人说：『那不是我讲的，是警察写的。』」
再传唤另一位证人，同样也说「笔录上『5公克』是警察讲的，他根本没说。」而更离奇的是，笔录上写着「卖家从楼上将毒品抛下给买家，但案发当时明明下着大雨。」让陈昱龙感觉整份笔录疑点重重。
同样在台中执业的律师李宣毅也曾办过一桩毒品案，警方制作笔录时自问自答「问当事人：『你有没有转让？贩卖？有齁。』」当事人根本没有回应这问题，但最后笔录上却出现他承认犯罪的字样，「还好法庭上重听警警询录音发现有问题，才还了被告清白。」
当绩效变紧箍咒 警加料拚积分
硬生生被扣上贩卖一级毒品的帽子，再次谈及此事时，阿銮显得无奈多于愤怒，因为个人的清白在庞大的结构桎梏前过于孤独和渺小，「他们（警察）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不这样做，就没有绩效，无法对上级交代，也达不到长官的要求。」
「绩效」是一道紧箍咒，让警察为达目的，开始游走法律边界，同为第一线刑警的金旺（化名）谈起「绩效」问题，语气里只有感慨。
金旺解说，警察每个月都有必须达到的「核分」，不同案件有不同分数，「像贩毒案差不多20分，抓到吸毒就只有5分。」
「为了可以移送案件申请分数，嫌疑人身上搜到的毒品毛重（外包装加上内容物）不够，就（警察）自己加料。」金旺苦笑，「不要以为这是古早才有的事，这是现在进行式喔。」另外为了能凑成「组织犯罪」增加分数，「主管也会明示暗示你：『要不要再查一下？要不要再加一点？』」
「大家想像警察办案就是看证据到哪，办到哪，有多少人就查多少人；现实是，当你查到5个人，就会想着能不能凑到10个人，即便实际上没有这么多人参与犯罪，也会去凑。」金旺叹一口气说道。
在南部任职的王姓检察官每每收到警方移送的案件里仅有笔录，却没有追查其他通话纪录、监视录影画面；或是将毫无关联的路人甲也一并以共同被告移送，心里难免有气，「我遇过一件是毒品以包裹运送，真正的买家冒用第三人名字当收件人。」被冒名的第三人的确无涉贩毒，但警方仍以共同被告名义移送，「因为多一个人，（警察）分数比较高。」
他也碰过警察搜到电子秤、夹链袋和数量稍多的毒品，就把当事人以「意图贩卖和持有」移送，「实际上当事人只是因为一次买多一点比较便宜。电子秤这些东西也无法证明被告有贩卖意图，但『意图贩卖』积分比较高，所以警察才这样送，而且他们不这样送，上面长官也会有意见。」
「更可笑的是，连嫌疑犯有没有被羁押，都算一笔分数。」任职多年的志强（化名）语气无奈地说，能否羁押明明取决于法官，却算作警察绩效，「搞得我们只好去求检察官，看能不能写得重一点，让法官愿意羁押。」
由于毒品案件再犯率相当高，遇上分数不够，需要案件填补时，第一线警员也常会登门拜访辖区内有前科的吸毒者，借故搜查。若真找到吸食器或可疑物件，便可把人带回警局验尿，验出阳性就算办了一桩。
多年前曾因运输毒品被逮的阿真，即使出狱多年，也常常碰上警方拦检搜身，「还会刮下机车置物箱边缘的粉末，带回采检。」曾经一天遇上2、3次临检，阿真女友气不过，质问警察是否针对更生人，「警察却回说：『临检多代表我们认真啊。』」让阿真无言以对。在医院戒瘾门诊服务的医疗人员也私下埋怨，警察常常在医院附近的主要路口临检，目标很明显就是针对来戒瘾的个案，「但这样做，真的会影响当事人戒瘾的意愿和效果啊。」
「也有警察会养药物成瘾者当线人，要他供出一些上游药头。有的分局还会编一笔经费，给线人当举报奖金。」志强谈起警察为求绩效各出奇招，也是直摇头。被绩效逼急时，志强也会自问：「我到底在这里干嘛。」
志强说，案子上了法庭，最后因侦办手法有瑕疵而判无罪后，警方内部也会检讨程序上是否应该更严谨，「检讨会时大家都很认真。但会议结束，主管来盯你的绩效时，大家又继续游走灰色地带了。」志强苦笑一声。
为求减刑而出现的冤错假案不在少数，过去曾是律师出身的立委邱显智，执业期间接过不少毒品相关案件，其中一桩著名的毒品冤案，当事人萧明岳被3名同案被告指认为国际运毒集团老大以求能换减刑。而萧明岳则是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涉案的状况下，依然遭判无期徒刑，至今还在狱中寻求平反契机。
绩效压力之下，警察掂量着该怎么办案。另一边，被捕获的嫌疑人则想着脱身和减刑之计。警局的办公桌前，上演着一场各怀心思的博弈。
以毒品案件来说，目前《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第17条规定：「供出毒品来源，因而查获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减轻或免除其刑。」
17条立法的原意，本是基于毒品案件通常取证不易，为了能得到更多线索，破获背后首脑，所以祭出减刑诱因。但实务上，毒品犯罪属于重刑，例如一级毒品海洛因可判死刑或无期徒刑，贩毒刑期重，一但被抓，当事人亟欲减刑，也就创造了诬指的可能。
减刑引共犯互咬 制造冤错假案
为求减刑而出现的冤错假案不在少数，过去曾是律师出身的立委邱显智，执业期间接过不少毒品相关案件，其中一桩著名的毒品冤案，当事人萧明岳被3名同案被告指认为国际运毒集团老大以求能换减刑。而萧明岳则是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涉案的状况下，依然遭判无期徒刑，至今还在狱中寻求平反契机。
2016年4月，彰化的地方新闻出现一则小小的讯息，内容大意提及检察官提告一名施姓男子诬告罪，一审判决有期徒刑6个月。这桩官司起因于施姓男子在2014年因贩毒一审判决确定，为求减刑1/2，伙同另外两名友人诬指另一个黄姓男子是上游药头。
判决书中纪录，2个友人在法庭上翻供，强调是因施姓男子央求，才帮忙做了伪证，「 施姓男子说要咬一个人出来，检察官才会帮他减半刑期，他跑来找我帮忙，连他家人也一直来找我，我才帮他的。但我觉得自己害了人。」
「说要供出上游的，很多真的是乱指认。」真假难辨的场面让第一线警察也十分头疼，任职警察多年的金旺（化名）曾遇过一个吸毒个案，几次被抓都指认同一人是卖药给他的药头，「结果跟本不是，遇到这种也很麻烦。」他也曾碰上药物成瘾的嫌犯指认了某人为上游药头，金旺循线追查了3、4人，才发现一开始供出药头的嫌犯，才是真正的上游。
吸毒、贩毒者之间为求自保相互乱咬的事例看的多，第一线司法警察也渐渐麻木。金旺说，有时警方监听一阵，心里认定某人涉及贩毒，收线逮捕时抓了一群人，「类似阿銮这样的案子，承办的警察有时也会想说，反正大家都会指认上游，与其相互乱指，不如指特定某人，这样比较方便。」侦讯过程也隐约出现引导作证的痕迹。
风险管理上有个「瑞士起司理论（Swiss Cheese Model）」——每片起司上的小孔洞会出现在不同位置；但在极端的情况下，孔洞会恰好落在同一处，连成一直线。吸毒、贩毒的案件也有类似的隐喻，容易被追捕的劳工阶级、用药者的合购风气、警方的绩效压力，再叠加上被捕后的减刑诱因，成了连成一线的各别孔洞，也成了司法的破口。而从这孔洞中滚落的，是如阿銮一般的触法者，担负了不该承担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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