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化车」缺法律授权致诈欺无罪 学者：科侦立法刻不容缓

《科技侦查法》草案规定，除了手机通讯软体，执法人员也可透过GPS、空拍机与监视器等工具进行监控。（本报资料照片）

2015年台北市警方出动M化车定位，破获位于桃园市龙潭的诈骗集团机房，陈姓男子等4人遭依恐吓等罪起诉，台湾高等法院更一审驳回检方上诉，认定检察官「举证不足」，判决4人无罪确定。据悉，本件合法搜索的证据有证据能力，但警方使用「M化车」侦测目标手机位置所取得的直接证据，欠缺法律授权，违反法定程序，无证据能力。

对此，警察大学行政系主任许福生指出，依刑事诉讼法第158条之4权衡法则，个案来认定M化车取证证据能力，非长久之计，毕竟仍是违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证据。因此，根本解决之道，未来「M化车」在立法规范上明定授权依据，将是无法回避课题。

他说，诚如，本案桃园地方法院判决书所言：「科技侦查」在资讯科技时代的重要性，但授权侦查机关发动干预处分「法律」制定，属于「立法机关」宪法权责，包括本案「M化车」在内科技侦查方式，其犯罪追诉与权利保障的平衡点，确实有赖立法机关尽速衡酌、决定，加以立法规范。

事实上，中华警政研究学会曾于2020年12月30日举办「科技侦查法制」圆桌论坛，邀请台大法律系教授林钰雄引言，林表示科技侦查「非立法不可了！」立法意义有二，一是给予授权，二是纳入管制；有明确法律授权与管制，才是法治国的正途，才能兼顾犯罪追诉与人权保障。

许福生也呼应林钰雄看法指出，「要快艇追快艇，避免游泳追快艇。」特别是现代科技发展所导致之侦查困境，不该是让罪犯得心应手，却让执法人员束手无策！因而科技侦查法制化刻不容缓，但为避免科技侦查法制上演如全民公敌影片之伤害，参考德国于90年代后进入精致立法阶段之相关立法例，确实有其必要。

法务部曾于2020年提出《科技侦查法》草案，但因为外界认为侵犯人权反弹过大而撤案。当时民进党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政策小组明确要求法务部长蔡清祥，应该做好说明后再送案到立法院，无进一步规划的时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