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警察的「信任优势」问题（高源流）

（摘自判决书／谢琼云彰化传真）

彰化警方一个分局长，指示所属员警在处理对蔡英文总统的陈情抗议事件时，遇有陈抗者推挤，就「顺势跌倒」，然后把陈抗者以妨害公务现行犯逮捕的事，经彰化地方法院法官明查揭露，令社会惊讶。令人担忧的是，这一「假摔嫁祸」侵害人权的情况，并非单一个案，而是长期存在警界。

相较其他曾经发生过的案件，彰化这件假摔还算是轻微到不行的案例。依彰化地方法院的判决内容，这个警察分局长「只是」告诉所属员警，在应对陈抗事件时，「如果有推挤就跌倒，直接用妨害公务现行犯逮捕」，还没有加诸其他更重的法律责任，在被嫁祸的民众身上。

大约30年前，台北市警察局发生的一件嫁祸人民事件，更为离谱。市警察局人员在中山区处理一件拆屋案件时，遇到屋主母子一家人的抗争。当场，警方说有一名警员被「推倒打伤」，就依妨害公务罪嫌究办这母子一家人。

最扯的是，这名被「推倒打伤」的警员送医后，检具医院的诊断书，说他身受重伤，下半身无法动弹，不仅向所属单位申请长期的公伤假，返回彰化老家养伤，警方还依妨害公务及重伤害罪究办这家人。

由于这名警察每次出庭时，都坐轮椅，又加上有医院诊断证明，法院将推倒这名警察的妈妈、儿子判处必须坐牢的有期徒刑。可是事实上，这名警察没有受重伤，也不必坐轮椅，他在彰化老家活动自如，骑自行车悠游，享受长期公伤假。

他的警察长官放任他这么干。当时是这母子找上我，再找人去彰化拍下这名警察飞身坐上自行车的影片作为证据，在这名警察又坐轮椅出庭时，当场予以揭穿，整件事才真相大白。

前年，澎湖有个派出所主管，为了抓酒驾的绩效，干了这样的事。有一个乡代表酒后开车到派出所报案，说他的钱不见了。主管在处理完报案事务后，明明知道这个乡代表酒味冲鼻，还放任这个乡代表从他眼前「酒后开车」离去。然后，这个主管立马指派员警跟出去，在道路上拦下乡代表，指控他「酒后驾车」。

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回到什么是警察的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警察是执法者，依据法律执行职务。警察也是司法警察，他们有摘奸发伏，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天职。说简单点，就是打击不法，保护合法。

做为执法者，警察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执勤作为，必须合法。警察接触及处理人民的事件，取证也都必须符合程序正义。可是，我们的警界受到上级指令及绩效的压力，不少主管、警察在执勤的作法上，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人民权益，没有程序正义可言。这就是警察主管宁可为了不让蔡英文总统听到或看到陈抗声，就要员警假摔嫁祸的根本问题所在。

探究起来，这几来不断在美国各地发生的多件警察过度使用暴力，用腿膝强压死非裔美国人，或者开枪打死非裔美国人的事件，在外观上虽然与我们警察假摔事件不同，但根本的原因则相同。或多或少是我们社会、行政机关、法院都给予警察过度的「信任优势」（the benefit of the doubt)所造成。

在这种警察说法凌驾人民指述的「信任优势」鼓励下，当然就会有心存不正的警察，为交差搞假摔诬陷人民、为绩效设陷阱诬指人民等等的作法发生。如今，在彰化的这一陈抗假摔事件，幸好有法官明察秋毫，为陈抗者平反，但其他警察作假的事件呢？人民只能自求多福。

作假之外，警察为顾全自己「不被举发」的利益，间接成为「检举魔人」的帮凶，四处依「检举魔人」的检举，告发民众违规的事件，最近也已引发强烈的民怨。行政院、警界高层不应装聋作哑，必须及早重视这类警察作假或者过度使用执法权力的情事，检讨出一套改正的办法，让警察的执法能受到人民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