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信任 从建立人民法律安全感做起

（图／本报系资料照片）

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公布「109年全年度台湾民众对司法与犯罪防制满意度之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台湾民众对警察、检察官、法官三者的信任满意度中，对警察维护治安工作的满意度最高，有8成5的民众表示肯定；其次是对检察官犯罪侦查工作的表现，有近5成民众满意，比去年提高了16%；而民众对法官的满意度最低，只有26.7%，亦即每4位民众中只有1位相信法院法官能公平公正地审判。此项调查结果与中正大学和《远见》杂志历年调查结果相近，国人普遍不信任司法，是不争的事实。

相较于台湾法官的公信力低落，德国最大的法律保护保险公司「罗兰公司」（Roland）上月公布了《2021年法律报告书》，德国民众一如往常地对该国司法体制抱持高度信任，约7成民众相信司法。去年8月欧盟执委会也公布《2020欧盟司法计分表报告》，其中一项是民众对司法（含法院和法官）独立性感受度调查，有一半以上的欧盟会员国，其民众感受本国司法独立之比例超过5成，其中丹麦、奥地利、芬兰、瑞典等4国民众的司法独立感受度更高达8成；至于敬陪末座的克罗埃西亚，仅有不到3成民众相信司法独立。若司法独立与审判公正具紧密关连性的话，则台湾司法独立信任度约莫也就只有2成多，列属司法独立性落后的国家。

欧盟调查民众认为缺乏司法独立性的原因，首要是来自于政府和政界人士的干预和施压，其次是经济或其他特定利益团体施压，最后才是法官的身分职位无法确保其独立性。由此可知，妨碍司法独立的最大障碍就是政府官员和政商人士，倘若法院法官抗压性不足或禁不起诱惑时，司法独立性很容易就受动摇。

台湾从2000年政治体制转型后，虽自诩为民主法治社会，但司法关说案仍屡见不鲜。较受瞩目的像是「总统夫人吴淑珍关说案」、「柯建铭王金平关说案」、「邱太三关说案」等，近来富商翁茂钟司法关说案，再度引爆司法人员风纪问题。司法关说案固然严重伤害司法形象，但总统召见大法官至官邸谈话训斥、监察委员扬言约谈办案法官，或是行政院长公开表示「判决让人失望与错愕，会支持上诉」等语，对司法人员而言，又何尝不是另一种不可承受之重？面对政府高层下指导棋，法院法官若能挺得住、不屈服，倒也能彰显其独立性，但偏偏下一审法院见解经常就变更了；姑不论法院改判是否有理，民众心里多少留下了「司法听话」的印象。

台湾司法公信力不彰的问题，亦与裁判背离社会价值观，远离人民法律情感，和近年来司法政治化走向等原因有关。外界常批评台湾法院有一群恐龙法官，但这群法官也许不是食古不化，而是想展现「司法积极主义」态度，勇于挑战判决先例、提出偏离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法律解释方法与结果导向的裁判，不甘平庸罢了。因此小灯泡命案判凶手无期徒刑、民众攻占行政院是行使抵抗权，这是他们勇于任事的表现，虽然明知判决会被批评得体无完肤，但虽千万人，吾往矣！

相较于普通法院法官的司法积极性，职司宪法守护任务的大法官们似乎就消极保守多了。司法院长许宗力3年前曾于大法官成立7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大法官的司法积极主义如何型塑台湾的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专题演讲，他指出，大法官在面对政治、社会争议的当下，应展现积极主义，勇于检视政治部门的决定，并非尊重、顺服，而是积极介入，采取更严格的审查标准。但遗憾的是，这些年几件备受社会关注、具高度政治性的释宪案，却未见大法官积极挑战政治部门的决定，受理释宪案或做出违宪宣告，加深了外界对司法服膺政治的感受。

信任，其实是一种安全感，是一种当遇到困难时，能被理解、被保护和得到支持的感觉。台湾司法如不能给予人民足够的法律安全感，而只想勉强人民克服不安全感，那么重建司法信任之路将遥遥无期。（作者为国立清华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