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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东熊／法律白话文能建立司法威信？太天真！

许多人（包含司法当局）认为，我国人民对司法信赖度不高，是因为法官所写的判决文一般人不容易看懂，因此，就认为法官的判决文应改为一般人也看得懂的白话文来写。

其实，法官所写的判决文，一般人不容易看懂的现象，并非我国所特有：例如，日本有一句「法律家的烂文章」（法律家の恶文）之俚语，系在表示法官、法学者所写的判决或文章，一般人不容易看懂；同时，英文之法学文章中，有许多拉丁文混杂在其中，故英国、美国之法官、法学者所写的判决或文章，一般人亦不容易看懂。因此，如仅着力于推行白话文的判决文，恐对建立司法威信之效果并不大。

▲ 学者指出，人民对司法信赖不高，肇因司法官未摆脱白色恐怖的官僚意识型态。（图／记者谢婷婷摄）

没摆脱「白色恐怖」官僚意识型态

其实，我国人民对司法之信赖度不高，其关键，乃在于我国法官、检察官始终摆脱不掉白色恐怖时代之官僚意识形态，以致我国法官与检察官之观念与民主时代之人民的观念脱节所致。

尤其，刑庭法官不了解其在刑事司法体制内之角色，实与民庭法官相同，都属公平、中立之排解纠纷之审判者（umpire），而误认其系与检察官居于分工合作关系之社会治安维持者。

因此，使我国走到民主社会之今天，仍不仅由司法院所提出之刑事程序法法案，都完全偏袒于检察官；而且，于实务上，无论对刑事程序法，抑或对刑事实体法之解释，亦完全作对检察官有利，而对人民不利之解释。

以这种完全与人民作对之白色恐怖时代之官僚意识，来作司法改革，必以失败收场，乃可预料。

审判沦为「清代」间接、书面审理

例如，我国司法院不了解程序法与实体法显有不同：程序法与实体法虽均叫做「法」，但程序法与其说系「法」，毋宁系一部机器，系一部为避免误判产生之运作诉讼之机器。

因此，程序法与实体法不同，系一条卡一条，不可分割，否则，无法产生避免误判之效果。例如，为避免误判产生，法学先进国家证据法，乃采直接审理主义与言词审理主义。而为落实直接审理主义与言词审理主义，英美之诉讼法乃设置「传闻法则」与「交互诘问」之制度。而此「传闻法则」与「交互诘问」，乃诉讼制度中之两个齿轮，不能分开，一个卡住一个。否则，诉讼制度乃沦为间接及书面之审理，不能防止误判。

然而，我国于民国92年增设「传闻法则」与「交互诘问」时，不仅在立法时，为检察官办事之方便，将「传闻法则」扭曲，使检察官于无使用检察官笔录做为证据之必要（无证据之必要性）时，亦得使用检察官笔录做为证据（此即间接、书面审理）。而且，于我国审判实务上，亦将「传闻法则」解释为，关于检察官笔录无「可信性之情况保证」之举证责任课加于被告（人民），而使人民一旦成为被告，即使无辜，亦须背负被判有罪之甚大危险，使法官变成检察官之案件接办人，而非公平、中立之审判者。

「传闻法则」既然在立法上与实务解释上被破坏殆尽，则于民国92年所增设之「交互诘问」，亦无法发挥其应有之功能，而使整个审判沦为清朝时代或白色恐怖时代之间接、书面审理，而闻不到民主气息。

▲ 法学者批判，交互诘问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图／记者林敬旻摄）

刑庭法官意识形态　无异白色恐怖

至于对刑事实体法之解释，我国法官亦在扮演检察官之角色，而非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

例如，对转让二级毒品，即使对非药师等，非药事法规范对象之被告于侦查及审判中均自白，亦适用《药事法》第83条规定，而不适用《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第17条第2项规定，给予减刑。

这种解释，不仅使《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第17条规定变成具文，而且，亦使该条例第17条规定变成在欺骗全国人民，而使法院丧失了成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之角色。

由以上所述可知，我国刑庭法官现在之意识形态，实仍与白色恐怖时代之法官并无两样，以这种「法官检察官化」的意识形态，司法院拟以推行改变判决文之写法，来获得人民之信赖，实属太过天真，也根本未对症下药，司法仍将继续不受人民信赖的现象，将永远不会改变。

黄东熊／法律白话文能建立司法威信？太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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