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看大陆－阅读阎连科：领略卑微

昨天偶然读到阎连科的《日熄》一书获红楼梦奖，在颁奖现场发表的得奖演说《因为卑微，所以写作》。在演说里，他说自己在不息的失眠中，不息地追问一个问题：「曹雪芹为什么要用毕生的精力，竭尽自己的灵魂之墨，来写这部旷世奇书《红楼梦》？」今日的作家与文学创作，于现实生活的国家、权力、金钱、利益而言，显得特别不合时宜，一股强大的无力感袭面而来。阎连科关切的问题是，那么中国的文学可以或应该创造怎样的意义？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第一次读到阎连科的作品，是《我与父辈》。阎连科发现自己过去的写作似乎与家人无关，而忆起父亲那一辈的人生与命运，想多写点关于老家的事情，并以此追究自己的童年与少年，如何与乡村的柴米油盐，和躲不开的生老病死深深联系在一起。

在阎连科看来，「乡村和城市，永远是一种剥离。城市是乡村的向往，乡村是城市的鸡肋和营养。」

连我那份也给读上

原来在他初一、二时，终于听说中国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与《西游记》，除了《红楼梦》以外的三本都看过了，阎连科在村里到处问谁家有《红楼梦》，得到有些诧异的眼神，后来听说，因为毛主席爱看《红楼梦》，别人才很难看到。直到有天，从朋友的哥哥里辗转拿到一套《红楼梦》，小心翼翼拆开包裹，还真的在小说封底看到「供内部阅读》的小字。

当时急切渴望阅读，对《红楼梦」情节的入迷，使他能够很快地忘却白天为给家里大姊治病，要到外头挣钱的劳累，甚至忘了自己荒废的学业。但碰巧那年，父亲说明他与二姊只能有一人继续上学，当时将姊弟两人推向人生十字路口的决定，在三十年以后，阎连科与他的孩子提起来，关于中国乡村的普遍的贫穷与饥饿，父母无力供子女念书的现象，说这是一份「被时代早已忘记的社会歉疚」。所以难以忘记，二姊曾经在开学的前一天送给他一支钢笔，含着泪提醒他，「好好读书，连二姊的那份也给读上。」

理解命运认识死亡

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我，固然很难明白无法继续念书的无奈是什么，却在有一年搭往河南的飞机上，阅读此书时忽然感受到一种沈重，是因命运与生死遗留下来的无数次回想。《我与父辈》在书写父亲与大伯的章节里都提到了「盖房」，因为在村落里，好的房屋也是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于是阎连科写道，父亲与所有农民一样明白这点，倾一生全部精力与财力，为了给子女盖几间瓦房，就成为父亲人生的目的。

在土地上顶着寒风的辛勤劳作，以及在盖瓦房过程中，承载对儿女拥有理想婚姻的期待，父亲的身影，伴随着阎连科小时候对农村的记忆，在历经父亲于战争期间重病而死后，对父亲的思念与愧疚感反反复复地梳理开来，他说这是一种「呆想傻念」，近乎执着地想着，「命运是一种人生的绝对，是一种完全的偶然」。

同样写着死去的大伯与四叔生前的故事，这些曾经像是站在前面为家人挡风的大树，终究要面对与死亡搏斗、讨价还价，直至对死亡的妥协，或是松懈下来了。《我与父辈》把对命运与死亡的理解，深刻地展露在父辈的生命史之中，对于不习于在日常谈论「死亡」的中国社会，这本书把过往的逃避与不安都写开来。于是在书末，阎连科提及那堵为家挡风的墙坍塌的感受，说「我们终于可以清楚地看到死亡了」。

文学的可能性会是什么？当阎连科在演说问道，在这个时代，谁还敢说自己写作是为了「悦世之目、破人之愁」？我想起自己读阎连科的书，心情大概是既不悲伤也不愤慨，却并不平静。从余华读到阎连科，读到廖亦舞，接着读梁鸿，猜想自己阅读过程所能去做的，就是尽可能让悲伤不要那么空洞－－想要把说话者的面貌厘清，以及想知道关于他的家人，他为什么离乡，今后又做了什么打算。

后来看了一部电影，是赵德胤导演的《冰毒》，《冰毒》拍摄导演的家乡缅甸，乡村对未来的迷茫与空虚，当地年轻人为了赚钱不是挖玉石就是贩毒，老人的儿子终日在车站揽客，而一无所有的三妹，到后来决定铤而走险，邀他一起运送冰毒。

《冰毒》彰显小人物的命运里如何受大环境的宰制，让我忽然对「命运」这个注解感兴趣，也是这几天断续重读着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引起的一点反省吧！

没有粮食必有饥饿

当阎连科忆及父亲从病倒到死亡的日子里种种感念，转化成对命运和人生之间的差异思考。而《冰毒》最后一个镜头，消失的父亲、哀鸣的黄牛，使我想起书里的一段比喻：

「饿了要吃饭，没有粮食便必有饥饿，这不是命运，这是人生。冬天来了便要下雪，因为没有火和衣服，人也就活活地冻死在了冬季。这也不是命运，这是人生因果的一个注释。可是，你本来要往东边去的，不知为什么却到了西边，又踏进了一个坑里，一个井里，腿便断了，人便残了，一生便不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了，这也许才含了命运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