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专栏－十年后的中国 学运世代当家

一九八九年五月底，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个东北来的大三男生，穿着棉布的Ｔ恤，和一件军绿外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遇见了一个广东来的女孩子，她是广州的大二学生，清秀白晰，娇小可爱。

她的学校罢课了，她是瞒着父母，说是要去同学家旅行，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北京。刚刚下了火车站，就来到广场。那哈尔滨来的男生也一样，说要去乡下同学家，也坐了三天三夜火车，刚刚来到广场。这两个未曾来到北京的年轻生命，没有显露一点长途行车的劳累，反而带着新鲜好奇的眼光，凝视着这个全世界注目的地方。他们刚刚听到北京的学生说，为了让民主的火苗回到校园，最近就要从广场上撤走了。「好可惜啊，全世界都看着这里。而且，我们才刚刚来到呢！」两个大学生说。他们在广场上慢慢的看，慢慢的体会。

黄昏的时候，他们忽然想起晚上要住哪里，于是想到清华、北大的学生宿舍，然而看看广场上的帐篷，忽然就都笑了，说：「在这里待一晚上也可以啊！」。青春无畏，天地无边，任我流浪。

那一个黄昏之后，他们消失在群众运动的洪流中，一如许多访谈过的年轻生命，我再不曾见过他们。

那一年，全中国无数青年学生的眼睛，都注视着这里。那一年，全中国各地的大学、中学互相激荡，都发生罢课与学潮。那一年，有些地方平息了，唯有天安门广场继续。北京的学生领袖开了会，决定要撤走，可是一宣布，隔天就有人取代了领导位置，继续抗争。北京大学生想走，外地来的大学生不散，他们仿佛进入一个「世界的中心」，不愿意离开。所有想撤走的人，都变成投降派，被批判，被唾弃，而后面等着取代领导的人，还排着队。一切像是无法停止的悲剧，只能注视着它走到无法挽回的最后。直到最后的镇压来临，直到最后的悲剧一幕幕展开。

二十几年后回顾，我常常想起那两个大学生。一个东北来的孩子，一个广东来的孩子，他们从遥远的地方听到外国广播，知道天安门广场的事，三天三夜的长途车，来到世界的中心，怎么舍得离开？他们怎么会知道悲剧在前面等候？

那一年，全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从十八岁到二十六、七岁的研究生，有十年之久的一代人，少说上千万的学生，受到影响。从世界注目的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到偏远的海南、四川、云南、东北等等，学生运动的浪潮席卷而过，有人参加了罢课，四处流动串连，互相声援，或者访友旅行；有人安静观看，旁观一个时代的变局，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为此奔走呼喊，心碎流亡…。

从现实上来看，一九八九世代的学生现在约莫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是当今的社会中坚。如果在政府任职，大约是处长、副局长、局长，甚至副部长一级。如果从商就业，也应有所成就。这一代人，共同经历过八九学运，目睹这二十几年的经济巨变，有着相似的成长挣扎，有着经济急速增长后的获利与骄傲，有着个人的追寻与徬徨；他们可能是富裕的一代，苦闷的一代，迷失的一代…。

然而，午夜梦回，当年的批判理念，当年的理想主义精神，当年改造社会的激情，当年的民主自由的火种，历经这二十几年下来，是不是已经浇熄了？是不是已经变质了？或者，因为理想的失落，变得更加现实而无情无梦？或者，只是把梦埋在心底，作为午夜独酌的私语？这一代人会变成什么模样？

我所好奇的是：十年之后，经历过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的世代，已经是五十至六十岁的人，他们将是中国接班掌权的一代，他们会如何思考？如何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处理六四这个历史悬案？如何带领中国走向未来？

十年不远，也就是习近平之后的下一代领导人。那时，六四已过了三十几年，人们会不会有一颗悲悯、安静的心，来面对历史、还原历史正义呢？八九学生运动的世代，正在准备接班，他们会带给中国什么样的变化？（作者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