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专栏-漂泊的闽南人 有气魄够勇敢

厦门鼓浪屿郑成功塑像。(本报系资料照片)

拉丁美洲小说家安布埃罗在《聂鲁达情人》中,有一句妙言:「女人哥伦布一样,她来了,历史才开始。」

这话说的是女人对爱情的占有欲。男人的历史,是因为她的来临而开始。不过,反过来说,它是嘲讽欧洲人对拉丁美洲的占有欲,也未尝不可。对亚洲人来说,这个历史也有一点像,仿佛大航海时代来临,整个亚洲的历史才开始。然而事实却绝非如此。闽南人的海上发展史,恰恰印证完全相反的事实。

早在十六世纪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在列强来到亚洲之前六百年,也就是一○○九年,泉州就已经建立中国第一座伊斯兰教清真寺清净寺。它见证了当时的泉州是亚洲贸易中心,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商人络绎于途。有如此多的外国人活动与居住,才有清真寺的建造。一千多年前,从台湾海峡,绕过南中国海,再到印度洋,连接起从中国到中亚的海上航线,这是一条东西方贸易的经济线,也是文明交会光点,更是宗教传播的管道。

那时,世界是开放的,海洋是自由的。闽南人航行于海域,在各地建立据点,开农场,建市集,种甘蔗,制陶器,做贸易,和世界各国用不同的语言交往、通婚、朝贡。他们如此勤奋,以致于欧洲人来的时候,都忍不住要赞叹:「这样的手艺,简直比欧洲更好。」

他们未曾建立殖民地,也未利用国家的势力进行强占统治。事实上,在中国的古老帝国里,连陆地都征战不完了,当然无意于海上。最后,终于无法抵抗有国家机器后盾的欧洲殖民者。十六世纪初,当葡萄牙人来临,争夺海上霸权后,闽南人面临空前的厄运,节节败退,再加上清朝的锁国与积弱,终于把数百年建立的亚洲经济版图,让位给欧洲殖民帝国。

几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要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竟必须要借助欧洲人的纪录,才能稍稍解开历史之谜。然而那史观毕竟是欧洲的,而不是亚洲的,更不是闽南人为主体的历史。

中原大陆的黄土农业文明、儒家思想对比,闽南文化是海洋文化,是商业文明,是航行与交流为核心价值的文明。闽南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民族,而是在千年历史中,经过战乱与政治压迫下,从中原流浪迁徙而来,再与地方族群融合,形成一种新的族群文化。那是一种坚韧而习于迁徙的民族习性,所以在往后的岁月中,闽南人可以流浪迁徙、开垦、经商移民于亚洲诸国。无论从事农业、工商、贸易等,他们都努力生存积蓄,再把资财寄回家乡养活苦难的家乡族人。东南亚诸国,莫不有闽南人的聚落、市集与街道。

这长达几百年的海上交流,带来航海技术的进步,也为郑和下西洋奠定远洋航行的基础,同时也打开欧洲航海国家东来的新契机。来到马尼拉麦哲伦船队,就是和泉州开始了海上贸易,打开了亚洲到欧洲的「黄金航线」。

即使是欧洲殖民帝国来临时,闽南人郑芝龙与郑成功家族的海上舰队,也有效的控制了与荷兰、西班牙、日本的海上交易,等于为南中国的沿海建立一层保护网,并且在海上争霸战中,毫无惧色的迎击荷兰,夺回台湾,建设台湾。依靠着家族海上力量而足以抗衡欧洲强权,这绝对不是清朝所可以想像的。若非后来清朝的锁国与积弱,或许今天亚洲的海上版图不是这样。

但这些历史,都有待重新审视研究,才能重新建立闽南人的历史论述。职是之故,成功大学设成立闽南文化研究中心,金门大学设立闽南文化研究所,是有重大意义的。这绝对不是让台湾变成地方文化,而是确认闽南文化的海洋史观,并赋予闽南文化一个宏大的世界观

勇敢与气魄。是的,我想说的是,闽南人的移民先祖,是有气魄,有勇气,有世界观的。今天的台湾,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只想自保偏安的地方呢?台湾人哪,要找回那传承的胸襟与气魄!(作者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