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专栏－那些喝狼奶长大的孩子们

今年除夕，在上海工作的妹妹带来两对大陆艺术家，来中部老家一起围炉过年。他们都是异国婚姻，思想开放活泼，谈话百无禁忌。席间聊起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时候，我在北京采访，直到六月下旬才离开，因此稍稍了解一点北京的人情风土。此时一艺术家说，当时她在中央美院读书，是那一尊民主女神的参与建造者。她所负责的部分，就是那个女神手中的火炬。由于女神像太大，难以运送，因此是各个部份分开制造，最后才送到广场去组合。她的火炬没量好，送去的时候才发现比例不对，有点太小了，「现在想起来都好笑，看起来女神像拿一根甜筒，或者冰淇淋。」她笑说。

因为有了历史距离，我们终于可以微笑以对，这是第一个感想。但回头一想，这个比例不对的民主女神，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象征。它代表了当时学生运动对民主的认知，以及对西方那种非等比例的想像。

当时的大学生充满纯真的热血和青春的勇气，然而在广场中所唱的，却让台湾来的我深深感到讶异。他们唱的，不是什么像台湾总是来一段「We shall overcome」或美式民谣，而是「共产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广场中充满「起来吧，饥寒交迫的人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那种社会主义传统的激昂之声，带来古老的反抗记忆，召唤着革命年代的激情。所有共产党曾宣传过的伟人形象与历史感情，在广场的上空徘徊。

那时候，我每每听着无比标准的广场播音（那是广播学院学生的杰作），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如出一辙，甚至会怀疑这是不是共产党主导的群众运动。

在和学生的访谈中，我逐渐了解，他们对西方的民主认知，是不真实而片面的，分不清政治民主为何物，也不清楚民主不等于欧美式的经济条件与物质生活。想像中，仿佛民主就等于欧美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开放，富裕丰足，却不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面；更不必说民主如何实践，如何选举，如何监督政府，如何在基层实施等等。后来我才了解，比起那些学生，反而像李慎之、李洪林这些参与过革命的老知识分子，还比较有实际经验。

八九年六月初，我在广场的英雄纪念碑前待到深夜，兀自寻思这场面最后要如何收拾。那时学生多已在帐篷中休息，广场寂静，偶而传来一些帐篷中有吉他唱歌的歌声，是苏芮的《奉献》。此时，忽见当时的学生运动领袖李禄，自一边缓缓走出来，他披着一件解放军厚大衣（六月，没那么冷啊），走到纪念碑面向整个广场的高处，双手环抱胸前，俯视下方，观看一切。那时节，我忽然有一种错觉，仿佛看见电影中，一个解放军的领袖在俯视他的百万雄兵一般，他的形象，他的整个人所显现的感觉，完全不是民主运动，而是革命者，是红军长征，是共产党曾塑造过的一切记忆与形象的合体……。

「这是民主运动？还是革命行动？」我分不清。我不知道广场上的学生是不是已经想清楚自己要什么？

六四之后，参与学生运动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朋友，流亡到欧美，才看到欧美社会的真实生活，民主、自由、法治社会等观念才有了进一步的体会。我曾询问过一位知名的知识分子，他坦白的说，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立下的「民主女神」，其实和欧美的真实生活有很大的距离，那是一种太美好的想像，仿佛实施了民主，就会到达欧美的物质条件与社会制度，甚至过上欧美的富裕生活。但在一个民主制度下的社会，却不保证实现公平正义，这远非当初所认知的民主生活。

一九八九年的知识分子有这个问题，而现在的大陆有无数出过洋、留过学的知识分子，尤其八九那一代，如今已经是社会中坚，早已超越当初的局限了，有了更宽广的世界观，他们反省当初的认知，反而有了一种清醒，微笑反思，更加成熟。这便是未来中国的变革，必将与以前不同的关键。　（作者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