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良/强化思辨力,是全民运动

劳保费率高一点,能让雇主负起更多照顾员工责任。(图/达志影像

文/杨志良

台湾是个高度民粹社会,影响国家发展甚钜,而之所以如此的症结,就在于多数人缺乏思辨的能力,所以易被政客所操弄。就举两个和一般人最切身相关的议题为例,如果对这两个问题都想不清楚,就不用奢求能对其他公共政策做出正确判断了。

第一个问题是:对劳工朋友来说,劳保费率高一点好或低一点好?

大部分劳工只想到,费率低,自己可以少交一点钱,却忽略整体的保费负担分配─劳工负担30%、雇主负担60%、政府贴补10%,在这种分配之下,其实费率高一点对劳工比较好。

因为费率高,财团雇主相对要提拨的金额也会随着增加,而使劳工获得的保障大幅提高。好比劳工交三块钱,可以得到十块钱的保障,其中六块钱由雇主负担;如果整体费率调高,劳工交三十元能得到一百元保障,雇主就得支付六十元;如果劳工愿意出三百元,得到一千元保障,其中有六百元是雇主负担的。劳工多缴297元保费,可多获得990元保障,你说,劳保费率是低一点好,还是高一点好?

所以很多的雇主,特别是财团,用尽各种方法影响立委,将费率压到低于平衡费率,就是为了把钱都留在口袋,规避自己应该负担的社会责任。结果自己的财富累积了,却造成劳保巨大潜在债务,不出十年,劳保基金就要破产。所以,劳保费率当然愈高愈好,才能让雇主负起更多照顾员工的责任。

中正大学劳工系学生走入村落,利用所学造福村民。(图/中正大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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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对大学生来说,学费应该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

大部分学生都是反射性地反对高学费,可是要在什么前提下反对,才是对?现在台湾不论教育、财富都已阶级化,造成世代不公。低学费似乎可以缩小社会阶级,但是,副作用却是造成教学品质低落。台湾不论公、私立大学,每个学生分到的教育资源比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都少。贵的品质不一定好,但是便宜一定没好货,会让学生失去竞争力,对不对?如果又要便宜又要好,只能由政府补助,但是政府的钱来自人民纳的税,政府补贴等于全民补贴。

按照台湾的税制,理论上我们只能赞成高学费。因为台湾的税收只占GDP的12%(韩国则是24%),政府又小又穷,没有余力补贴教育经费。况且,台湾的教育已经高度阶级化了,台大的学生有六成来自大安区信义区、中正区等,大部分人的家境都不错;而私立学校学生的家境多半比较困苦,这些穷爸爸已经负担贵一倍的学费了,还要缴税贴补公立学校的富爸爸,这样合理吗?

所以,如果台湾税收占GDP的比例提高,念大学就能低学费,甚至免学费,如同北欧福利国家;如今税很低,那么学费就应该调高。那些去教育部门口抗议高学费的学生,应该统统转去财政部,要求公平合理地提高税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要拥有一个理性思辨的社会,政策制订者也要担起沟通的责任,提供充份的资讯,让民众据以思考判断。

我上任卫生署长的时候,健保亏损六百亿元。我倡议调涨健保费,告诉大家只要每个月多出一个便当钱,就能挽救健保。健保不倒,受到最大帮助的是一般基层大众,而富人根本不在乎有无健保。

消息一出,媒体、民众骂了我一个星期,但我仍然不断报告、解释,在每家医院贴三张海报比较各国健保,做成CD在医院播放,甚至有些名人站出来免费拍广告,最终大家接受了。调涨健保费那几个月,健保满意度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85%,个人的民调满意度,更是马政府政务官里最高的。

人是有理性的,如果能充分沟通,知道政策的道理及好处,通常民众都能理解并接受。但是政府在公共政策上不曾领导大家思辨,社会也就变成民粹主义

以之前油电涨价造成民怨来说,如果进口的煤、油成本上涨,油电当然应该涨价,然后调高对真正负担不起的低收入户的补助。因为一味压低价格,造成公营事业亏损,还是得由全民纳税贴补,但是有钱人使用的油、电比较多,他开大车你骑机车,他家有五台冷气,你只有两台电扇,终究还是有钱人占便宜。

可是,经济部长中油、台电,却不和民众仔细沟通,没办法将这简单的道理说清楚讲明白。有那么多加油站,为什么不贴海报说明?每一户都有电费缴费单,为什么不在单据宣导?当社会失去思辨的能力,民主就会劣化成民粹。对抗高涨的民粹主义,民众和政府都该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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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志良,亚洲大学健康管理学院讲座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