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吾／关好关满，就能改过向善？
▲一般人的直觉都是假释出狱的人一定高于期满出狱的人，结果却是相反。（图／视觉中国CFP）
犯罪为社会法律下的产物，也为社会结构及变迁下的必然结果，只是犯罪量的多寡，是否受到刑法改革、修正及刑事政策思潮所左右，值得吾人关注。特别是犯罪问题处理方面，在学理上经过犯罪学古典学派、实证学派及当代古典学派等刑事思潮的影响，从早期威吓主义强调一般预防与特别预防的社会防卫论观点，到强调宽严并济的刑罚等阶理论，再到三振出局法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又过渡到以修复式司法作为加害者、被害者及社区三方协商处理犯罪问题，或透过立法（如台湾于1996年通过《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强调被害保护与补偿，弥补犯罪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不公平的遭遇。
这些变化，无不影响各国刑事思潮的走向及刑事司法执行的理论依据。但此一刑事政策的变迁过程，是否能有效处理犯罪问题，有待实证统计资料之佐证。
犯罪人透过一套刑事司法体系的运作，从警察机关受理报案、侦查及移送检察官起诉，法院法官审判，到发监执行，执行后的更生保护等等，无非是希望犯罪人从此改悔向善，复归社会。
犯罪趋势分析中虽存在明显的老化减失（aging out）现象，但以十年为期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犯罪人虽有因年龄增长而逐渐离开犯罪职场的趋势，但犯罪人数并不因此减少，而是有许多新生代的犯罪者投入犯罪职场，产生稳定的「犯罪饱和原则及转移现象」。
以最近十年为例，2007年警察机关受理49万件刑案，至2016年减至29万件，减少近20万件，被害人从29万余人减至19万余人；但犯罪嫌疑人始终维持在25万人至27万人之间，并没有明显减少，且2016年达到历年高峰，原因何在值得关注。
此一现象可能与近年来诈欺犯罪、毒品犯罪及酒驾入罪（公共危险罪）等新兴犯罪有关，但也可能是受刑人再犯率偏高因素。当我在讲授犯罪学时，常问学生一个问题：受刑人假释出狱的人多？还是期满出狱的人多？一般人的直觉都是假释出狱的人一定高于期满出狱的人，结果却是相反。
以2014年为例，期满出狱者为24,055人，假释出狱者为11,384人，期满出狱者竟高出假释出狱者两倍之多。何以如此。答案很简单，假释出狱的前提是必须在监狱服满一年以上，累进处遇达到一定标准。但台湾地区入监受刑人所判刑期未满一年者，2014年新入监受刑人为23,784人，刑期在一年以上者为6,581人，短期自由刑（未满一年）为长期刑（一年以上）的3.6倍。
犯罪人一定要关在监狱吗？如前所述，2014年有26万犯罪嫌疑人，但因司法漏斗效应结果，真正发监执行的只剩3万余人。换言之，近九成犯罪嫌疑人不被定罪或送入监狱。虽然司法机关及矫正机构为使受刑人改悔向善，重新社会化，以适于社会生活，设置许多措施，如外役监、膳食制度、累进制度、假释制度、缩短刑期、易服劳役，及今年6月1日起实施的受刑人周间外出工作之制度（半监禁、周末监禁）等。矫正机构更提出目前许多监狱超收近19％，受刑人处遇标准不足、戒护人力与国外相较明显偏低，希望增加等改善措施。
因此，惩罚威吓的存在是规则得以实施的必要保障，在研究犯罪与刑罚时虽然不应全面否定一般预防的所有论点，但也不应完全肯定犯罪行为都是个人利害权衡的理性结果。刑罚应以具有抑制犯罪行为为前提，所有犯罪与刑罚都是恶，它的本身都是损害，执行刑罚只是害上加害的同害刑罚（因不可能有相对应的善来证明其正当性）。如以威吓为刑罚根据，如同对狗举起手杖一样，这是对人的尊严与自由的严重轻视。
刑罚应具有有效性、必要性、等比性与明确性，根据司法实践结果发现，许多犯罪行为与应有刑度之间常存在着明显的落差；且犯罪者从犯罪行为中获得多少快乐或利益，法官并无法真正得知，才会发生罪轻刑重或罪重刑轻的判刑现象，更何况「罪刑相当」的概念本身便存在着矛盾性，因严重性与危害性有时难以衡量。
此外，狱政改革应何去何从？假释委员会的组成与运作合理吗？（如一小时的会议要审查近90件的假释案，不到一分钟要审查一件）短期自由刑是否有检讨及转向必要，应是目前司法改革中迫切需要的课题。
参考资料：
台湾地区及台北市近十年犯罪发生情形（2007～2016）
▲资料来源：警政统计重要考指标，台湾内政部警政署统计室（2008～2017）。犯罪人口率系指年中每十万人口与犯罪案件之比率。
台湾地区刑事司法耗损（犯罪漏斗效应）情形分析
▲资料来源：法务部统计处（2015）。2005～2009为裁判确定有罪人数，2010～2014为科刑人数。
台湾地区新入监及在监受刑人刑期分析
▲资料来源：法务部统计处（2006～2015）。
●张平吾，铭传大学犯罪防治系教授，中央警察大学犯罪防治系教授兼主任、内政部犯罪防治中心委员、台湾法学研究会理事、台湾数位鉴识发展协会副理事长。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