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道德克己复礼 盛世得以长歌──唐玄宗叱咤一生功与过（十九）

三坊七巷始建于西晋末年，唐代「安史之乱」以后，这里逐渐成为以士大夫阶层、文化人为主的居住街区。（新华社资料照片）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李白和唐玄宗这一段风流佳话呢？我想，应该承认，玄宗此刻确实是求才的。唐玄宗本身是艺术全才，他的红颜知己杨贵妃也是音乐歌舞专家，他们对于文化艺术人才，确实有赏识之心，也有知遇之恩。正因如此，天宝年间，长安的文化艺术界真是群星闪耀，不仅有诗仙李白，还有诗圣杜甫、诗狂贺知章、诗佛王维、草圣张旭、画圣吴道子、音乐家李龟年、舞蹈家公孙大娘等。但是，玄宗仅仅是把他们做为文艺侍从来赏识，他并不希望这些人能成为张说那样的文人型政治家，这对于像李白这样胸怀大志的文人来说，当然是一场悲剧。另外，我们也要看到，此时以李白为代表的这些文人，虽然有理想、有抱负，但是，就其实际的性格、素质和经验而言，其实他们也无法承担真正的政治责任。一代文人都向文士而非政治家的方向发展，这又不得不说是政治的悲剧了。

葬送在安史之乱中

这样看来，天宝年间诗人、妃子和皇帝之间所演绎的，是宫廷佳话，也是文坛佳话，但绝不再是政坛佳话。那么，当时的政坛又由谁来把持呢？

大家都知道，开元天宝时代无疑是中国古代大大小小的盛世中最辉煌灿烂的一页。它是中国历史的骄傲，更是玄宗个人的骄傲。可是，遗憾的是，唐玄宗不仅亲手缔造典章焕然、文采风流的开元盛世，也亲手把这个盛世葬送在安史之乱的战火之中。白居易一曲《长恨歌》，写尽了当年的风流，也写尽了当年的无奈。盛衰更迭，悲喜交加，曾让多少人唏嘘流涕、扼腕叹息。在本书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我想和大家一起思考三个问题──第一，唐玄宗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第二，大唐玄宗时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时代？第三，大唐盛世由盛转衰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唐玄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想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他是一个有为的皇帝。中国古代，号称有三大盛世──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在这三大盛世之中，开元盛世无疑是最为辉煌灿烂的。在经济上，开元盛世创造粮食储备一万万石的奇迹，男耕女织，各得其所；在政治上，开元盛世拥有姚崇、宋璟等一代贤相，他们的能力和业绩在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远无愧于西汉的萧规曹随，近不亚于唐初的房谋杜断。在军事上，王忠嗣、高仙芝等一批良将，在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等沿边藩镇纵横驰骋，捍卫着大唐西到葱岭，东到大海的广阔边疆。在文化上，开元盛世更是群星璀璨，不仅拥有李白、杜甫那样的天才诗人，高僧一行那样的科学奇才，还拥有司马承祯、吴筠那样的道教学者和张果那样的道教仙家，以及由天竺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与不空构成的密教三杰-─当时号称开元三大士。

开元天宝年间有如此众多的人才、有如此辉煌的功业，原因在哪里呢？我想，首先就要归功于唐玄宗的领导能力。他既能审时度势，又有知人之明，这是盛世出现的重要保证。怎么叫审时度势、知人善任呢？玄宗永远知道自己要什么，也永远知道谁能帮他达到目的。临淄王时期，他要皇位，他知道，刘幽求、王琚这样的纵横家是最好的选择。开元初年，他要拨乱反正，让国家尽快走上正轨，这时候，他知道多谋善断的姚崇是最好的选择。政治规模基本确立了，他要守制度、立法度，这时候，他知道，为人耿直、讲原则的宋璟是最好的选择。再后来，国家已经安定繁荣的时候，他要文治，他知道一代文宗张说就是最好的选择。文治过度，朝廷腐败，全社会奢靡成风，这时候，他知道，清廉简朴、刻苦自励的李元纮、杜暹就是最好的选择。国家长期快速发展，容易让人产生自满情绪，需要牛虻刺激一下的时候，韩休、张九龄这样的直肠子就是最好的选择。能够随时把握时代脉搏，再根据时代需要任命合格人选，这就是唐玄宗做为领袖有能耐的地方。

光有能力还不够。开元盛世的到来，还要归功于玄宗的政治道德。《旧唐书．玄宗本纪》说得很清楚：「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后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着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辔远驭，志在于升平。」什么意思呢？这段话列举的其实是唐玄宗诸如黜落奸佞、焚烧珠翠、考核官吏等一系列政治举措。《旧唐书》认为，这正是开元盛世到来的原因。

把奢侈品烧了

问题是，这些政治举措的内在精神是什么呢？一句话，克己复礼。唐玄宗难道不爱奢侈品吗？他爱呀，唐玄宗是贵族公子哥出身，最懂得享乐了。可是开元初年，正是唐玄宗，把宫里的奢侈品都搜出来，集中到院子里烧了。唐玄宗难道不爱美女吗？他也爱呀，唐玄宗号称风流天子，怎么可能不爱美人？可是开元年间，正是他把入宫多年的宫女们放回家，唐玄宗难道不想听好话吗？想啊，是人都有这个弱点，唐玄宗那样自视甚高的人更不例外。可是开元年间，正是唐玄宗把只会说好话的佞臣都贬官了。他破了这些陋习，那么，他又立了什么风气呢？

有一个故事很说明问题。根据笔记小说《次柳氏旧闻》记载，唐玄宗开元初年，任用姚崇、宋璟等一批老臣的时候，每次在便殿召见他们，都从御座上站起来迎接；他们走的时候，也要走到门口送客。这是屈尊降贵、尊重大臣。另外，开元十二年，唐玄宗还颁布敕令：「自今以后，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旦晚，任封状进来。所由门司，不得有停滞……如有除拜不称于职，诏令不便于时，法禁乖宜，刑赏未当，征求无节，冤抑在人，并极论失，无所回避，以称朕意。」这是不怕忠言逆耳，虚心纳谏。正是因为有了唐玄宗一心求治的胸怀和励精图治的诚意，才最终成就河清海晏、国泰民安的开元盛世。能够做到这一点，还不是有为的皇帝吗？（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