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荣钦／谈郭董选总统：治理企业与治理国家不一样
正在迪士尼欣赏美人鱼空中曼妙的舞姿，手机突然讯息连连，先是学生要求conference call 讨论在厄瓜多的Cotopaxi设立完全再生能源旅店BP的意见，接着朋友询问对郭台铭可能竞选总统的看法，我说晚上回到旅店后会简短回复。
要理解商人治国，必先了解治理企业与治理国家的差异，例如我过去所说：
「CEO总统另一项可能的问题是容易产生某些学理与实务的落差。台湾向来偏好学者从政，也屡遭批评与现实脱节，企业家从政虽无学者不谙世事的缺点，但却有另一种学理与实务差距的问题：容易误认国家为一个大企业。克鲁曼曾经举例，如果一个国家吸引巨额外资投资， CEO们几乎都认为企业的产量因此增加，所以该国会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导致贸易顺差。但是在企业层次为真者，在国家层次未必如此，事实上外资净流入必定伴随贸易逆差，因为国家经常帐与企业财务报表不同，凡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必须伴随以出售外国人资产超过购买的数量，以达成经常帐平衡，恰与个别企业的现象相反，导致误解国际贸易的意义。」
毫无疑问的，郭台铭竞选台湾总统的争议在于：在中国与台湾千丝万缕又险峻异常的关系下，在中国有庞大企业究竟对担任台湾总统有何影响？
本质上，中国与鸿海的关系是相互依赖：中国仰赖鸿海的技术提升生产力、与苹果的关系打入全球价值链、促进出口、增进就业、增加官员绩效与促进经济成长。鸿海则仰赖中国所提供大量的税务优惠、基础建设的支持、充裕而具性价比的大量劳动力、完整的供应链等。
因此即使鸿海今日面对美中贸易战的压力，但是双方骤然分手将互蒙其害，所以接下来必然追问：谁的威胁力量大些？
不过因为谈判双方一个是国家，一个是大企业，与两个企业或国家之间的议价理论不同，国家与企业不仅目标未尽相同，国家也享有企业所无的正当性的暴力，企业的专属性投资也限制了「用脚投票」的能力。
但是从台湾的角度而言，谁的议价力量较大并非关键问题，因为只要中国存在可信威胁的空间，就可能使郭台铭不会将国家利益置于第一位——至少必须混合个人企业的因素，这使得台湾理性的选民必须权衡郭台铭治理国家的能力与诱因之间的差距。
注意这里的差距并非如同结合其它统治机制的比较，比如说，家族企业是结合家族与企业两种统治机制，因此管理学者与经济学者为此发展出各种理论，这里的问题要比这深刻的多，但是为了简化说明，让我以家族企业的故事开始说起。
家族企业理论中有一关键词是用人唯亲主义（nepotism），这是为教宗亚历山大六世避讳而发明的名词，亚历山大六世聪慧好学，善于演讲传道，言词极具煽动力，他利用包括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和热那亚共和国（后来万里寻母马可的故乡，一直是后来称为义大利的金融中心之一）的金币，靠大量贿赂担任教宗，接着利用宗教、贿赂与下毒等各种手段扩权，nepotism就是发明用来描述他滥用职权给予姪子们（nephews）好处的现象，姪子其实是他的儿子，不过按理教宗不该有儿子，所以用nepotism 为贤者讳。
对国家而言，nepotism 即指的是裙带（资本）主义，我曾经写过台湾裙带资本主义的影响，简单地说，裙带主义的威力之巨大，具有足以摧毁资本主义的力量，这正是何以在美国历史上Andrew Jackson 总统虽然争议不断，甚至引发国家金融风暴而天下大乱，但是后世经济史学者却仍不得不称赞他的原因，让我引用Zingales 的话简单说明：
「1832年，Jackson 必须考虑延长美国第二银行的重要法案。这家银行虽属私人，却扮演清算机构以及早期银行监管机构的角色，类似今日的联邦银行。作为联邦银行资金的保管人，美国第二银行获得丰厚的利润，成为全美最具实力的机构。但它采取的宽松借贷政策，导致资金大举流向土地与房地产，造成广泛的诈欺，甚至泡沫。
Jackson 调查之后，获得的结论是：『毫无疑问，这家实力雄厚的机构利用其资金对公职人员的选举大力施加影响。』Jackson 立刻否决延长执照的法案，以致于在1837年造成滚雪球式的恐慌，虽然引发一时的天下大乱，却成功地限制金融业对美国政治的操纵。」
这种早期的限制，深刻地促进美国政治的进程，也正因为美国的民主政治在经济高速成长之前就已大成，所以能够有效地减少裙带资本主义的影响，这对美国后来的发展路径与富强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例如相较台韩，经济发展先于民主政治）。而这种防火墙，正是忧心台湾未来长期发展者，今日思考郭台铭竞选总统，所不得不再三沈吟的问题之一。
纸短意长，此乃其一，郭台铭竞选总统的其他议题容日后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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