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荣钦／如何攻克没理性的「韩粉」？
▲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年拜访中国返台时，大批韩粉在小港机场接机欢迎，引发热议。（图／地方中心摄）
总统大选在即，各政党内竞争也纷纷起跑，忙着互揭疮疤与敌我动员之际，宪法问题再一次地成为焦点，抨击总统、行政院长与立院的权责合理性成为各方罕见的共识，甚至成为定罪现任总统屡试不爽的武器，解严至今，周而复始，从未改变。不过制度问题虽然重要，但是或许比制度更为关键的领导却意外地遭受忽略。
制度是一套刚性的游戏规则，但是制度运作是否得宜、国家是否走向正确的方向、政府能力是否展现，还需仰赖领导。规则是稳定而缓慢变动的，领导才是动态决定绩效的关键；有时以制度指责，不过是反映内心对领导的不满，仿佛谈制度而不谈人更为客观正当，但是这种做法不仅蒙蔽真相，而且将领导视为一种神授不可言的特质，与现代启蒙背道而驰。
对领导最早的理解出自对伟大领导者的研究，企图从杰出的政治领袖、军事将领或是企业经理人，归纳出特定的人格特质，领袖之所以伟大，乃是因为他们具有罕见的伟大特质，但事实上随着分析对象的增加，越来越难归纳出共同特质，解释与预测能力也越弱。
于是研究者从关注领导者的特质变为行为，并不是人格特质，而是领导者做了什么决定是否是一个好领导者，但是很快就发现人们对于领导行为是否有效，往往只能事后「解释」，而无从事前判断，所谓历史的教训经常是后见之明偏误的产物，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环境下，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因此后来开始强调领导并非出自普世的个人特质或是行为，而是视所处的脉络而定。不仅政党、军队、企业等不同组织需要不同的领导特质，而且不同环境与不同工作也需要不同的领导风格，例如瑞典某资讯顾问公司被发现最有效的领导是社会整合能力，因为各顾问长期在其他企业解决问题，如何维系顾问公司的内聚力与文化才是关键。从这个角度来看，川普的霸气或许适合美国，蔡英文的谨慎适合台湾，只有最合适的领导者，而无最佳的领导者。
换句话说，领导不仅是一种特质，而是特定环境下的行为模式，领导不仅仅是指定目标、分派工作与监督成果，同时也包括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领导不仅是权力，也是影响力，因此愿景、赋权等要素成为评估领导者的新指标。
Biggart等人将以上因素整合，提出制度化领导理论，认为社会或组织有其理性逻辑，根据文化不同而有不同的逻辑，例如研究发现基督教、天主教、穆斯林、犹太教与儒家文化的国家对于何谓领导的理解与领导者的期待十分不同，尽管每个文化体系内的成员很少意识到文化或价值的影响，而倾向认为自己对好领导的标准是放诸四海而皆准。
各社会或组织的逻辑会逐渐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甚至形成特定的结构与既得利益，或是构成对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角色的规范，继而决定领导者可能的领导策略，即使领导者的目的在改变社会或组织，依旧必须在这些规范下行事，例如美国国父华盛顿的领导风格其实是在美国分权的殖民体制、民众反帝国的情绪与缺乏封建传统的社会下，才被视为有效的领导；而领导者的绩效则视其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而定，未能持续地展现领导行为与被领导者互动者，通常不会被视为好领导者。
准此而言，蔡英文小心谨慎的风格固然适合台湾的外交处境与国际局势，但是她未能持续与民众互动与展现领导行为，与目前台湾民众对领导者的角色期待不同，如同拥有权力不等同于使用权力，未能被台湾民众所见的领导行为，不算是民众眼中的领导者。
但也正因如此，台湾民众的价值与期望容易产生民粹领袖如柯文哲与韩国瑜，即使柯文哲反民主的领导方式导致局处分崩离析、优秀人才出走，而韩国瑜受限于自身能力，连找齐局处首长都有困难，但是对于两人的支持者来说，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他们领导了什么，而是他们持续让人们看见他们的领导。
从领导者的能力展现于所领导团队的关系来看，如王彦乔在《表里柯Ｐ》所言，柯文哲以类似雍正的方式，在局处首长身边安排秘书监视，属于封建时代的领导；而韩国瑜虽然擅长描绘愿景，可惜受限于个人学识与能力，所用如观光局长等人贻笑大方，难谓领导。从盟友而言，柯文哲屡屡与饱受争议的民国党、犯罪嫌疑人等人一起亮相，即使是赖清德团队在台南市长任内饱受好评，但是参选记者会与争议人物共同出席，都对领导力有害。
团队之外，组织文化也是影响领导的重要因素，例如民进党基于历史经验，对于民主规则的重视程度较高，因此蔡英文欲改变初选规则时，就引来党员反弹；此外，蔡英文的支持者也怀疑台湾民众对于女性领导者的接受程度，都说明领导受到社会与组织文化的限制。
不过在辨析社会或组织逻辑时，要注意语言脉络以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例如郭台铭与韩国瑜同样以「发大财」为号召，乃是因为类似的环境（选民结构）会产生类似的领导策略，但是在相同的语言下，其实有着十分不同的意义。所谓经济逻辑本质上具有理性计算的成分，郭台铭的论述虽然存在不少漏洞，但的确是诉诸经济理性；而韩国瑜的「发大财」口号因为缺乏实质内容，乃是诉诸支持者的情绪而非经济理性，在为弱势代言的表象下实行阶级动员，因此虽然柯粉是动员攻击不同意见者的先驱，但是仍难以与韩粉的攻击相提并论。
这也是为何难以用「理性」说服韩粉，而必须仰赖韩国瑜自曝其短，因为韩国瑜领导的核心并非理性计算政策的利益分配，而是对角色的期望落空后（例如因为4000万卤肉饭而理解自己与韩国瑜宣称的社经地位天差地别），被领导者被背叛的情绪才是脱粉的关键。
领导的另一困难是要形成可信的风格，例如郭台铭因为言语与行为不一，因此难以形成一致的领导风格，像是他最近对中言语的强硬与身家资产都在中国，或是宣称要帮助青年发大财，却在过去不断尝试以机器人取代劳工等，言语为轻而行为为重，在郭台铭标榜经济理性下，反而对其领导风格不利。
详细分析各总统候选人的领导风格显然超过这篇小文的能力，本文的目的在于当评论者习于以制度相互指责之际，能够作为重视领导的一个小小提醒，不仅重视领导者的特质，更能够从行为、与被领导者的关系、组织与社会文化等地方着手，检视台湾的领导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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