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荣钦／川普与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分歧（下）
▲据民调显示，在川普公布竞选总统一年后，尽管历经许多争议事件，但是支持他的知识份子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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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商人治国全无劣势，例如克鲁曼（Paul Krugman）曾经举例，如果一个国家吸引巨额外资投资， 商人几乎都认为企业产量因此增加，所以该国会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导致贸易顺差。但是，在企业层次为真者，在国家层次未必为真，事实上外资净流入必定伴随贸易逆差，因为国家经常帐与企业财务报表不同，凡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必须伴随以出售外国人资产超过其购买的数量，以达成经常帐平衡。
克鲁曼的例子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何多数学院派的学者，对于川普以商人之姿入主白宫并无好感：也许川普无法领会学者们精妙的理论，而诉诸直觉的结果，容易犯了克鲁曼以上所说，将国家视为企业或家庭的错误。对那些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学者而言，认为川普与中国的贸易战给美国的消费者带来伤害，而川普所抱持的重商主义，正是犯下将国家视为家庭错误的经典例子，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对此严加批判，因此川普的表现就像一名抱持陈旧观念的学生，不为学院中的教授所喜。
而川普所重用的纳瓦罗（Peter Navarro）或是库德洛（Larry Kudlow），也都不是传统的经济学菁英。对常春藤联盟的菁英教授而言，他们不够正统；但是对川普而言，那些正统的经济学者，除了重复自由贸易的术语之外，没有人能够提出一套应对中国的整体策略。
▲无论喜欢川普与否，他都已经改变了我们所存在的世界，并且美中之间的对峙，将是本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图／达志影像／美联社）
真实世界的情形，其实要比单纯的自由贸易概念复杂许多。正如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强调，自由贸易理论背后其实蕴含各种繁琐的假设，一旦抛弃这些简化模型的假设，将自由贸易理论应用在现实世界中，其效果通常并非如此显而易见。有趣的是克鲁曼本人正是策略贸易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但是他却只将策略贸易理论的论点，用来支持中国政府的贸易行为，而对川普严加批评。这或许显示学者们对于川普的反感，并非百分之百出自理论，意识形态也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更何况大学之中仅有极少数的学者专攻贸易理论，川普不为学院所喜，必有自由贸易理论以外的原因。
在解释之前，应该先说明的是，尽管川普或许不受许多知识份子的欢迎，但是同样必须小心避免媒体的影响，而夸大了这不受欢迎的程度。众所周知，川普竞选美国总统时，从不被看好的共和党参选人，支持度一路攀升，到后来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并当选总统。当时的民调显示，在川普公布竞选总统一年后，尽管历经许多争议事件，但是支持他的知识份子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Peter Beinart在《大西洋杂志》对这个矛盾的解释是：尽管反对川普的知识份子认为，那些公开支持川普的知识份子无非是为了个人利益，但是美国保守派学术圈中心照不宣的事实是：在全球化论述的笼罩下，美国知识份子已经很久没有如此强烈地为反自由化的政策所吸引了，川普正是让他们能够集结起来反对学术界过度倾向自由派的一个出口。例如奥克拉荷马大学的保守派大将Wilfred McClay教授表示：「当我们的政治文化禁止那些受到尊重的政治人物提出某些敏感但关键的议题时，人们自然而然会转向那些较不受尊重的政治人物代言。批评川普如何不值得尊重于事无补，因为真正的问题是那些主流的共和党政客长久以来不尊重选民。」
要了解为何川普不受许多美国大学教授的欢迎，必须要了解美国大学意识形态的变迁。从1990到2014年，美国大学中自由派/极左派的教授增加了20%，根据UCLA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资料显示，1990年时，有42%的大学教授自认为是自由派或是极左派，但是到了2014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60%，而保守派/极右派则从18%降到了12%，其余则是中立派，也就是自由派阵营的教授数目是保守派阵营的五倍之多，这种现象在学界早非秘密。
但是在另一方面，一般民众却与学院的意识型态却渐行渐远，盖洛普调查美国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态，1992年时，有43%的民众自认为保守派，17%为自由派，到了2014年，保守派减少为38%，自由派增加为24%，其余是中立派，虽然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差距接近了，但是远远及不上学院中自由派数量辗压保守派的速度，也就是说，美国学院和大众的意识形态差距越来越大了。
至于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在1990年时，保守派为21%，自由派为24%，到了2014年，保守派仍为21%，自由派增为33%，其余为中立派。也就是说，虽然自由派学生较保守派学生为多，而且25年来，自由派增加了11%，但是占比例最高者，还是自称中立的学生。
▲对那些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学者而言，认为川普与中国的贸易战给美国的消费者带来伤害。图为2019川习会。（图／路透）
因此就政治意识型态整体而言，大学教授在遥远自由派的一端，学生居中，但是越来越向教授接近，而社会大众在保守派的另一端。实际反映在投票行为上，大学教授或许比意识形态的表现更加极端，Daniel Klein估计美国大学教授投票给民主党的比率大约是共和党的9倍到10倍之多。换句话说，美国大学校园意识形态的变迁，恐怕与川普不受到学院欢迎的原因高度相关。
无论喜欢川普与否，他都已经改变了我们所存在的世界，并且美中之间的对峙，将是本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影响所及，不仅是国际贸易，包括金融市场、科技发展、全球价值链的分布、军力分配、地缘政治与民主价值的兴衰，都受到此一事件的深远影响，因此阅读本书以了解世界变迁的源头，绝对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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